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医学生医学职业精神认知现状研究

目的调查分析上海高校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精神的理解和认知现状。方法选取上海市部分医学院校的全日制在读医学生574名,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开展调查,并根据参与志愿者工作或抗疫一线工作经历将医学生分为参与组(362名)和未参与组(212名),进一步分析相关工作经历对医学职业精神内涵重要性认同度的影响。结果不同学历医学生对《医师宣言》和《中国医师宣言》的认知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6.2%的医学生认为疫情的发生并没有影响个人职业规划,37.3%的医学生在经历疫情之后更坚定了学医的决心,准备为医学事业献身;37.6%的医学生认为疫情对个人职业精神影响很大,加深了对医学职业精神的直观感受,并将付诸实践;46.5%医学生意识到医学职业精神对医学教育、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医学生认为医学职业精神最重要的前3项是“尊重患者”(87.1%)、“在困难时保持镇定”(87.3%)和“解决自己知识和技能上的差距”(86.2%),而排名末3项则是“代表患者发声”(58.9%)、“对待患者,随叫随到”(47.9%)和“为满足患者,接受对自己不便的要求”(41.5%)。参与组对医学职业精神内涵重要性的认同度显著高于未参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精神的认识目前仍存在不足,且利他主义精神相对缺乏,但大部分医学生能认识到医学职业精神在自身成长、发展与职业实践中的重要性。

从抗疫谈新时期医学生团学活动对职业精神发展的影响——以上海交通大学瑞金临床医学院为例

优秀的医学人才必须兼具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职业精神。在新冠肺炎抗疫时期,医生职业精神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医学生阶段是确立职业精神的关键时期,因此医学生的职业精神教育是医学生培养的重要一环。团学活动是培养职业精神的一个很好的载体,对其进行创新的改良有利于更好地培养医学生职业精神。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胸外科临床实践指导的瑞金医院专家共识

加速康复外科的理念自1997年被提出后,已被广泛应用于胸外科等领域。通过外科、麻醉、护理、康复、营养等多学科协作,基于循证医学证据,采用一系列围手术期优化处理措施,减少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创伤应激,从而达到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并发症发生、加速术后康复的目的。本文结合多学科专家意见,总结瑞金医院胸外科在ERAS理念下开展的一系列临床实践,以供各位学者参考。

机器人辅助肺段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机器人辅助肺段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15年6月至2019年7月行机器人辅助解剖性肺段切除术的患者207例,其中男69例、女138例,中位年龄54.0岁。分析临床病理因素与术后发生持续性肺漏气、胸腔积液、肺部感染的关系。结果术后20例(9.7%)患者出现持续性肺漏气(持续超过5 d),17例(8.2%)出现胸腔积液,4例(1.9%)出现肺部感染。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P=0.018)、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P=0.024)、N1组淋巴结采样数(P=0.008)与机器人辅助肺段切除术后持续性肺漏气相关,病理显示良性病变是胸腔积液的危险因素(P=0.013),淋巴结采样站数与肺部感染的发生显著相关(P=0.03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MI(OR=0.73,P=0.012)、N1组淋巴结采样数(OR=1.38,P=0.001)分别与患者术后持续性肺漏气呈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结论机器人辅助肺段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较低。BMI越小、N1组淋巴结采样数越多,机器人辅助肺段切除术后出现持续性肺漏气的概率越大;良性病变、淋巴结采样站数多分别是胸腔积液、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应在围术期注意防治相应并发症。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暴露前预防用药的研究现状

本文从有效性、安全性、依从性等方面综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暴露前预防用药的研究现状。每日口服替诺福韦/恩替卡韦能够显著降低高危人群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率,无严重不良反应,其有效性与服药依从性密切相关。建议选择特定的高危人群开展试点、普及艾滋病防治教育、降低药物价格、采取综合预防的策略,积极推进暴露前预防药物在中国的上市,降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传染风险。

《单孔胸腔镜手术治疗肺癌中国专家共识》解读

单孔胸腔镜手术是肺癌微创治疗的重要方式。2010年,单孔胸腔镜手术首次应用于肺癌治疗;2019年、2020年,欧洲共识和中国共识相继发表。最新发表的中国共识分别从单孔胸腔镜手术的定义、用于肺癌治疗的适应证、安全性及可行性、手术技巧、学习曲线、短期及长期结果等方面为单孔胸腔镜手术标准化提供建议,对提高手术质量及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至关重要。中国共识也对剑突下单孔胸腔镜、不插管麻醉单孔胸腔镜的现状进行了讨论,考虑到两者的技术难度与挑战性,其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仍有一定限制。本文旨在对中国共识进行解读并比较其与欧洲共识的异同,为广大胸外科同仁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