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商代祭祀遗存之比较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存在着较多的商代祭祀遗存。它们在祭祀坑的形状、填埋物和用牲情况等方面存在共性,而在规模、地势和分布状况等方面则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由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在商代前期所占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

河南淅川下寨遗址人骨的C和N稳定同位素

河南淅川下寨遗址史前人骨遗存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揭示了不同时期史前先民的食谱特征。仰韶晚期先民(δ^(13)C=-10.2±1.4‰,δ^(15)N=9.4±0.5‰,n=19)以粟黍为主粮,与同时期中原先民相似;石家河文化时期先民(δ^(13)C=-13.6±2.1‰,δ^(15)N=9.5±0.9‰,n=28)呈现稻粟黍混合的食谱特征,水稻与旱地作物的氮同位素特征差异导致先民食谱特征内部出现明显差异;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时期先民δ13C平均值为-9.9±1.2‰(n=21),表明粟黍重新成为当地主粮,食谱特征的内部差异也明显降低。这种现象说明,文化变迁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农作物体系和先民食物结构。粟黍和水稻在先民食谱中的地位变化也反映了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对该地区的交替影响。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仰韶时期的动物遗存

沟湾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上集镇西南,老灌河东岸二级台地上。2007-2009年共发掘5000 m~2,出土了7700多件仰韶时期动物骨骼。可鉴定标本至少代表5纲11目19科23个属种,包括猪(Sus scrofa domesticus)、犬(Canis familiaris)、水牛(Buballus buballus)、犀牛(Rhinoceros sp.)、亚洲象(Elephas maximus)、中华竹鼠(Rhizomys sinensis)、花面狸(Paguma larvata taivana)等。动物群统计结果表明,仰韶文化一至三期含犀牛、亚洲象、竹鼠等喜温动物,四期中无喜温动物;根据动物生境,可判断该地区仰韶文化一至三期气候温暖湿润,四期相对干冷。仰韶文化一、二期狩猎动物的数量稍多于或等于家养动物,说明该时期“狩猎采集”比“饲养家畜”的活动多或并重;三、四期家猪骨骼占比分别是90.7%和87.9%,说明饲养家畜是一项主要的生业方式,狩猎和捕捞仅起辅助作用。仰韶文化三期3个兽骨坑内各埋藏了1具完整的成年母猪骨架,其中K15内为孕晚期母猪,怀仔猪数为7或稍多,为研究我国早期家猪繁育情况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总之,该遗址出土的丰富动物遗骸可为研究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时期的古环境、生业模式、动物资源利用、畜牧史等提供重要资料。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王湾三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2007年7月~2009年8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建设,我们在淅川县沟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四个时期的史前遗存,清理出王湾三期文化的房址、灰坑、墓葬、瓮棺等遗迹,出土了比较丰富的陶器、石器等遗物,为研究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提供了新的材料。

田野考古中平、剖图绘制方法思考--以灰坑为例

在田野考古中,遗迹本身和遗迹内的堆积是两个不同的实物,田野考古绘图时应区分对待。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想要重点表现的对象来选择绘制遗迹平面图、遗迹剖面图、遗迹剖视图、堆积平面图、堆积剖面图和堆积剖视图的一种或者几种。

淅川沟湾遗址红烧土中植物遗存的辨别

本文用显微观察法和植硅体分析方法,分析了取自淅川沟湾遗址的红烧土,对红烧土内掺和的植物种类进行了辨别,结果发现,一块样品掺和的是竹亚科植物,另一块掺合的是芦苇,即两个样品所含的植物品种存在显著差别。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植硅体和遗址所处小区域地理分析,进一步证实,该遗址存在时期的气候偏湿润。红烧土烧成温度的分析指出,竹亚科植硅体在980℃高温下,其形态仍能保持完好。

河南淅川县沟湾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2007年7月至2009年8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建设,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河南淅川县沟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此次发掘发现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四个时期的史前遗存,清理出石家河文化的灰坑、灰沟、瓮棺等遗迹,出土比较丰富的陶器、石器等遗物。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豫西南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年代与特征提供了新的材料。

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2014-2015)龙山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平粮台遗址(2014-2015)龙山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研究表明,农业为聚落先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同时也可能广泛利用聚落周围的野生植物资源。其中农作物以粟为主,黍为辅,同时种有大豆、水稻和小麦,反映多种农作物并存的作物结构。植物遗存的出土背景分析显示,发掘区的东南部出土植物种子密度较高,且多出土农作物种子,推测是平粮台遗址先民活动比较频繁或可能是农作物消费区域。

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龙山时期墓葬发掘报告

2014~2016年在淮阳平粮台遗址发掘龙山时期墓葬14座,时代为造律台文化早期二段至晚期三段。其中8座墓葬排列整齐,为一小型墓地,其余6座可能与建筑基址有关。有无随葬品与年龄和性别相关,可能为当时的葬俗。墓葬的大小、随葬品的多寡不足以说明社会等级存在分化。

河南新乡市金灯寺汉墓发掘简报

2006年7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新乡金灯寺墓群进行了发掘,清理出15座汉代墓葬,为汉墓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新乡金灯寺宋墓发掘简报

2006年7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新乡金灯寺墓群进行了发掘,发掘出1座隋代墓葬和23座宋代墓葬,为隋墓和宋墓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河南淅川县沟湾遗址仰韶文化墓葬发掘简报

沟湾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上集镇张营村沟湾组以东,淅邓公路从其东部边缘穿过,西部有上九公路经过,北距县城约6公里。遗址位于老灌河与黄龙庙沟交汇处、老灌河东岸二级阶地上,距老灌河约800米。老灌河此段河床变宽,流速趋缓,除黄龙庙沟外还有淅河、金河、后河等支流汇入。

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2018年度发掘简报

2018年首次对平粮台龙山城址外西北部进行了发掘,发现有造律台文化晚期、周代和明代遗存。结合钻探情况,目前仅在城址外西部西北部发现有造律台文化遗存,其他区域皆不见新石器时代堆积。城址外西北部造律台文化遗存年代和文化面貌与平粮台城内堆积一致,应同为平粮台遗址的组成部分。发现的较为丰富的周代遗存,可能与古陈国相关。明代遗存不仅丰富了平粮台遗址的内涵,而且对于研究黄河泛滥史和豫东黄泛区的社会状况具有较重要的价值。

田野考古中“北”方向问题探究

田野考古中过去传统使用的是磁北方向,由于磁北方向不断的变化和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建议改用坐标北方向。

河南淮阳平粮台M304号汉墓发掘简报

201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对M304号西汉墓进行了发掘,墓中出土有鼎、勺、钫、盘、匜等铜器和璧、环、剑璏、剑珌、带钩等玉器,为研究淮阳一带汉代墓葬的葬制、葬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南淅川县下寨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

2009年,在淅川下寨遗址发掘出一批灰坑。这批灰坑分布相对集中,时代为西周中期至晚期,出土遗物具有早期楚文化的特征,属于"过风楼类型"。

豫东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农业经济基础——以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为例

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所在。作为社会变革的经济基础,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状况自然成为众多相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豫东地区的淮阳平粮台遗址因其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成熟完备的排水系统,被认为开创了中国城市规划的先河,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本研究通过对2016~2019年平粮台遗址发掘中系统获取的植物遗存进行鉴定和分析,揭示了豫东地区早期复杂社会形成到早期国家阶段的生业经济基础。平粮台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结构以粟黍为主,兼有少量水稻和大豆,这一作物结构在商周时期也未发生显著的变化。直到战国秦汉时期,粟仍然是当地最主要的农作物,同时小麦所占比重大幅提升,重要性仅次于粟。区域性的比较分析显示,这一农业模式在豫东及其邻近地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旱作农业是当地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经济基础。

河南周口市淮阳平粮台遗址龙山文化遗存的发掘

一、发掘概况平粮台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大连乡大朱行政村,东侧紧邻新蔡河,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4°55′25.19″、北纬33°42′29.38″。遗址地处豫东黄淮泛滥平原,原始地貌为高出周围2米左右的台地,现今保存状况较为完整(图一)。1979-1989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现更名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并确认了平粮台龙山文化时期城址[1]。

河南漯河郝家台遗址早期农业结构研究

农业是人类与环境联系最为紧密、互动最为频繁的领域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最为基础的经济部门.研究特定区域的居民如何选择其作物组合,对于探索早期社会经济基础和人类、环境与生物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都至关重要.本文选取位于我国自然地理南北过渡带的河南漯河郝家台遗址,从出土植物大遗存分析入手,揭示了当地在龙山文化至新砦期一直保持着以粟为主,黍为次,兼有少量稻和大豆利用的作物结构,并指出这与当地古环境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结合对当地农业传统和龙山时期开始的社会发展态势与区域间互动的分析,提出当地仰韶时期以来的农业传统、饮食偏好等文化因素在农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成了旱作农业传统在当地的长期延续.

河南淅川下寨遗址龙山时代末期至二里头早期墓葬发掘简报

2009年3月~2010年1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淅川下寨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发现龙山时代末期至二里头早期土坑竖穴墓27座,瓮棺葬45座,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部分墓葬存有人骨,这为研究该时期的丧葬文化面貌、墓葬制度和人骨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深入探讨豫、陕、鄂及其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势力的消长、交流与融合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