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合力压制下的女性悲剧——《妻妾成群》中的女性生存境况和悲剧命运探析

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通过细致鲜活的文字魔力揣摩和捕捉女性转瞬即逝的复杂的微妙感受,在人物的活动与心理中展示富有神秘性的多义隐喻中所包蕴的温婉弥漫的人性力量,透过历史的雾霭呈现出浸润在传统文化和儒教伦理中的男权社会对女性歧视和摧残的荒谬性。借助于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和福柯的权力话语阐释包蕴在陈腐的妻妾成群原型意识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绝佳视角,可以看出,父权、夫权、男权制文化培育的家族等级制造成了在权力缠绕下女性暗无天日而又宿命轮回的人性悲歌。

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比喻修辞的伦理意味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修辞最常用的是比喻,这是因为比喻的形象性与作者宣传教化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能很好地说服民众接受公有制的思想,改变顽固保守的宗法伦理观念。这样,就使比喻修辞紧紧围绕在"合作化"之道而具有明显的伦理意味。具体表现在明喻修辞的喻旨通俗性、隐喻修辞的意蕴单一性、比喻意象的伦理蕴涵性等三个方面。

妇女解放的乌托邦——合作化小说中的妇女解放内涵剖析

在女权主义理论和人性话语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仍是男权意识与极左政治合谋压迫下的附庸和第二性,只有妇女解放之名而无妇女解放之实的神话,在女性意识的匮乏、妇女形象的改写和负担的加重等方面成为不攻自破的肥皂泡,妇女解放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叙事话语伦理内涵的关系

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话语按照权力等级关系可分为中心话语和边缘话语,中心话语的强大也是在与边缘话语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其实在强大的话语质素中已包含了对意识形态因素的解构,这种解构体现在中心话语对边缘话语的整合中总有难以完全同化的异质成分上。就此而言,在表面上不同话语的价值蕴涵的显性和谐,其实已包含着异质话语的伦理观念的隐性矛盾。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情节结构的症候式分析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作者在政治和审美之间的矛盾纠结,使小说的情节结构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症候特征。可以说,在安排政治意味比较浓厚的情节结构方面,如何既能完成伦理教化的任务又能保持审美的本色,始终是叙事者面临的一个难题,二者之间很难取得一个动态的平衡。因此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不难发现小说中的评论性或插入式的游离情节、经典文本结构的未完成性、情节结构的失衡等触目的现象,反映的叙事症候也是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最有意味的一笔。

夹缝中的纠结——赵树理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

赵树理合作化小说创作的艺术得失,可以通过政治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的不同价值整合中体现的权力等级结构的内涵分析得以审视。政治话语的规训与消解、民间话语的涵纳与拒斥、知识分子话语的顺从与反抗,以及三者之间的话语纠结造成的心态焦虑与艺术缺失,特别是人物形象新不如旧、艺术创作的水准滑坡的"赵树理现象"确实引人深思。

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反讽修辞的启蒙伦理

为了响应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意识形态要求,也是为了表现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启蒙情结,反讽修辞在合作化小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百花时代和1962年文艺政策调整时期,作家们在比较宽松的氛围下往往表现出强性反讽的疗救意识;在日趋紧张的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语境下,往往采取弱性反讽的方式表现启蒙者的精英良知。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和责任良知,都对"假"、"大"、"空"的文坛弊病造成了有力的反讽。

从“中间人物”看合作化小说的两难选择

在合作化运动中,态度鲜明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是少数,大多是持观望态度的"中间人物"。合作化小说对"中间人物"既有批判,又有理解和同情,由此构成了合作化小说对"中间人物"态度的尴尬和两难。受特定的历史语境限制,当时的作家不可能对"中间人物"做出合情合理的反思和评价。今天重读合作化小说,我们理应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中间人物"作出更深刻的反思。

1950—1970年代农村合作化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合作化小说在5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积淀下大量的研究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归类、分析、甄别、总结,借助于中国学术期刊网,可以从研究概略、研究类别、存在的不足及潜在的研究空间等几个方面作为切入的视点对合作化小说进行研究的研究。

徐訏:一位真正的文化综合的体现者和书写者

徐訏的小说在浪漫传奇中融入了对人生哲理意蕴的探询,以及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的终极价值的叩问,在对生命意义和宗教精神的探索中实现了东西文化、雅俗文化、古今文化的融汇与综合。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球型的文化综合的人格、东西文化综合的现代思想意蕴、雅俗文化综合的现代叙事艺术等方面,使徐訏成为一位真正的文化综合的体现者和书写者。

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方言俗语的伦理意蕴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者灵活运用的方言俗语在当代语境中仍具有明显的鲜活性和生命力,这些都是特定的地域文化蕴涵而成的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和交际功能的语言,在独特的审美文化中包含丰富的伦理意蕴,在塑造人物的性格、表现主题思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心话语的哲理性蕴涵

对合作化小说而言,政治话语、革命话语、阶级话语由于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而处于中心话语的强势地位,作家要切实地承担起舆论宣传的任务,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形象的合法化和合理化论证就离不开哲学术语的支持。这样,中心话语内容的哲理权威性和隐含作者的哲理说教性就成为作家进行形象化论证的不二法门,由此也构成了合作化小说的中心话语比较丰富的哲理性蕴涵。

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心话语的身份特征

在合作化小说中,中心话语的代言人一般由民众中具有比较高的威望的准卡里斯马人物和德高望重的民间三老组成,通过他们的榜样示范和价值引导对乡村民众的"询唤"和"招募",使合作化运动以及公有制的伦理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因此,众多的合作化小说的作者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不约而同地选择尊贵的身份作为中心话语的主体。

论网络组合诗互动性的审美特征

个体与文本的互动形成的组合诗歌显然只能在网络提供的阅读界面上才能实现,之所以把它单独列出来多为一个独立的文体进行研究和考量,是在与目前的纸质诗歌和网络多媒体诗歌的比较鉴别中,由组合诗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特质决定的。与前者比较而言,因为"传统的纸质诗歌文本是固定的、静止的,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内存于固定的词语、句子和语法规范之内,尽管在阅读过程中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作品。

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边缘话语的规训身份

合作化小说的边缘话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内涵和历史欲求,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中无疑是具有合理性的,但与中心话语进一步整合各种伦理资源以达到最大限度的组织和动员民众的目的相比,显然是具有异质性的因素。为了响应党的方针政策的要求,中心话语对边缘话语的异质性成分的压制和改造必须是全方位的,才能使中心话语的解释力量和实践力量发挥到极致。这样,为了缓解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紧迫感产生的焦虑意识,就要对话语主体的边缘化身份进行规训,以去除其话语权的威信和影响力,来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和新的伦理观念的绝对统治地位。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政治伦理叙事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作家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把政治伦理放到了小说叙述话语和叙事策略的最突出位置。设置话语主体的尊贵身份,加强政治伦理的可靠性和权威性,直接或间接引述政策条文凸显政治伦理的思想意蕴,最终达到教育民众入社以实现政治伦理的目的诉求。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竞赛伦理叙事

社(组)员生产积极性在竞赛的紧张氛围中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为进一步搞好生产打下坚实基础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大部分合作化小说表现的竞赛主题。不过,不同的作家在表现思想主题和审美意蕴的过程中出现的侧重点的差异,也会使合作化小说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审美风貌。相互合作扶危济困的友谊竞赛、发现问题改正错误的监督竞赛、后来居上善恶有报的阶级竞赛成为小说的叙事者表现伦理观念时最常用的三种叙事范式,无疑也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与土改小说的渊源关系探微

对十七年的合作化小说进行谱系学和发生学的考察分析,不难发现与土改小说的渊源关系。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主题意蕴的表达,阶级论视阈下的人物形象塑造,二元对立的情节结构的铺排都在这两类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只不过是后来的合作化小说在借鉴原文本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而已。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改塑,导致了小家庭中父子伦理关系的明显改变。因此,作为紧密配合现实生活变化的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也聚焦于父权与子辈力量的起伏消长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父权文化价值观念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和冲击下终于失去了牢固的根基;二是子辈的主体意识、个性意识和集体观念的确立显示出脱离父辈伦理观念的政治伦理的色彩;三是父子传统的伦理观念中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成分被政治伦理观念直接规训。显示出十七年乡村伦理观念的别样风貌。

十七年(1949-1966年)合作化题材小说正面形象的文化伦理叙事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作为当时最适合传播先进文化的载体,其所传递的正能量及塑造的主人公为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奉献精神,压制了人性中的负面因素,使得在人人都为集体利益着想的良好氛围中生活的民众逐渐形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尤其是合作化小说中塑造的各层领导者严以律己的道德风范、合作化带头人无私奉献的伦理精神、积极分子一心为社的文化理念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好发展起到的榜样示范效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的传统文化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