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程汉简概述

2009年3月下旬,浙江省湖州市在旧城改造的施工过程中,于市区人民路一处基建工地出土一批有字木简,以木牍为主,但大都残损。这批木简原埋在地下近4米深处,被拾荒者从基建废土之中发现后陆续捡出,出售于当地古玩商和外地的文物爱好者。据《湖州晚报》2009年6月20日《湖州发现“西汉木简”》报道,当时挖土时发现南北偏东走向一瓦砾堆积,长约10米、宽约3米,木简即出于此堆积层下之淤泥中,有些还带有明显火燃痕迹,在其附近还发现零星的汉代金属兵器、工具以及瓦当等(载当日报纸第一版)。

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

一、吴国的国名及由来吴国国名,史籍记载历来作“吴”,见于《春秋》经、传和《国语》、《战国策》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他如先秦典籍,也作“吴”,如《周礼·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是其例.秦汉典籍也作“吴”,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70年代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也作“吴”.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

论张家山汉简《盖庐》

张家山汉简《盖庐》篇,不仅使我们看到已佚《伍子胥》一书的原貌,而且对研究吴越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两汉三国镜铭文字整理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两汉三国镜铭文字研究现状 中国铜镜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四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时期。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随着铜镜的普遍使用，镜铭开始出现，从西汉中晚期的盛行，迄至唐宋，经久不衰。两汉三国的镜铭文字，正处于篆、隶书向楷书演变的时期，是古今文字之变的关键阶段，因此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大哉孔子”镜铭文疏证

山东省临清市品镜斋主人收藏有一面东汉初期的四神博局纹铜镜,传出浙江绍兴。外区圈带铭文以"大哉孔子"起首,共42字(现存40字):"大哉,孔子志也。美哉,厨为食也。乐哉,居无事[也]。[诗]哉,兴入异也。贤哉,掾掌吏也。喜哉,贫人得也。善哉,保七字(子)也。""大哉孔子"镜铭内容在出土或传世的汉镜中罕见,亦未见著录,虽短短42字,文采也朴素无华,但对我们深入了解东汉时期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追求及其处世哲学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

毳尊卣铭文考释

山东某藏家收藏有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尊和卣,上面各铸有周成王在成周初次举行祼祭、在京宗赏赐宗族小子贝的铭文,且有"唯王五祀"的纪年,弥足珍贵。承藏家厚意,惠赠照片和铭文拓本,今作小考,以求正于同好。毳尊通高26.2厘米,口径21.4厘米(图一),铭文铸于内底,5行42字(其中合文一,图二);毳卣,带提梁,通高(连盖)24.5厘米,椭圆形口长径16.5厘米(图三),铭文与尊相同。

浙江出土商周青铜器初论

浙江的青铜时代,正值中原夏、商、周奴隶王朝(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起)到越国兴灭的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对证实和探索浙江的先秦历史,尤其是越国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国以来,浙江各地陆续出土了一些青铜器,但多数非为考古发掘所得,通过科学手段发掘的先秦墓葬出土品,更是廖廖.另一方面,越王勾践以前的浙江古代史,除了一些传说之外,在文献记载上几乎等于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就现有的青铜器资料,还难于对浙江的青铜文化作全面总结,更不可能对器物作深入的类型学分析和断代研究.因此,本文仅就浙江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结合有关资料作初步分析,并对浙江青铜文化的若干问题,阐述自己的粗浅看法,希望能就正于关心浙江青铜文化的同志们.

关于《宜侯矢簋》铭文的几点看法

《宜侯矢簋》自1954年6月在江苏省丹徒县大港烟墩山出土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其铭文作了很好的研究.但仁智互见.结论不尽相同.由此影响到问题的彻底解决.如果铭文能确定该器是吴器的话.则“西周初期周人的势力范围已达及东南”.丹徒“自然也是西周在长江以南的一个重要的统治据点”了.由于同慕所出的一批带有本地文化色彩的青铜器,其铸造年代正当湖熟文化前期发达的时代,因而深入研究该器铭文,对探讨周文化与湖熟文化的关系,无疑将有很大的帮助.

吴季子剑铭文考释

1985年8月,山西省榆社县县城东北三角坪山土一件吴季子剑,剑身有铭文2行24字.由于原铭字迹纤细及伤蚀,许多字的笔画在拓本中不现.影响了部分文字笔画的完整,再加上照片刊布时不甚清晰,且又放反,所以不太各易辨认.原报道释文有误.以致无法通读,现根据原剑照片(附图)重新改释如下:工(?)王姑(?)(发)(?)反之弟季子者(?)尚受余(氏十)(厥)司金,(?)(以)乍(作)其元用蹜鐱(剑).其中姑、反、之、季、子、乍、元、剑9字是反文.

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说新证——从浙江有关徐偃王的遗迹谈起

“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犹徐土”,这是三十年代郭沫若在他的名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首先提出的,虽然不无猜测之辞,但确有先见之明。一九八二年三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越国古都一绍兴市的坡塘公社狮子山,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根据铭文,知道这批铜器系徐国制造。徐器在越地出土,无疑为郭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我们在考证这批铜器铭文时曾指出,徐人势力深入浙江境内的事实,在地方志上早有所反映,浙江各地有许多与徐偃王有关的遗迹,这些遗迹,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问题。徐国本是淮水流域的一个大国,史书及铜器铭文上称之为“徐戎”、“徐夷”、“淮夷”、“南淮夷”,其故地在今江苏省泗水一带。作为徐国的典型代表而常被后人称道的徐偃王,是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人物,《尸子》说他“有(?)(筋)而无骨”,“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

北山铜器新考

《东南文化》1988年3、4期合刊发表了《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同期又刊出张敏、周晓陆两位先生的研究文章:《吴王余昧墓的发现及其意义》、《北山四器考》(以下简称《四器考》),读后得益匪浅,颇受启发.但遗憾的是从《报告》公布的铭文看,我们似无法得出此墓是吴王余昧墓的结论,所谓“尸祭缶”亦非吴国铜器.今以管见所及,从铜器铭文考释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以就正于原作者和读者. 一 先讨论4器铭文, (一)、缶盖 铭文31字,隶定如次: (?)(徐)(句页)君之孙利之元子次□, (内圈) 择其吉金,自乍(作).(盥)缶.(?)(眉)寿无(?)(期),子二孙二,(中圈)

包山楚简中的受期

包山楚简文书类中,有一组“受期”简,共61枚(简19—79)。这是根据简33反面原有的篇题,以及绝大部分简中均有“受期”字样而定名的.简文有着统一的格式,首先是记某月某日任某官职的某人“受期”,接下来叙事,最后以“阩门又败”一词结束,末尾署“某戠(识)之”或姓名,兹录一例,以见一斑:八月己已之日,司豊司败鄝受期。辛未之日不(将)(隺木)(集)狩黄辱.黄以廷.阩门又(有)败。正旦塙戠(识)之.

程桥新出铜器考释及相关问题

1988年1月,在江苏省六合县西南的程桥发现了一批青铜器.经南京市博物馆派员赴现场清理,系出于一座春秋晚期的土坑坚穴墓中,编号为程桥三号墓.在同一地点,于1964年和1968年曾先后发现过两座墓葬(编号分别为程桥一、二号墓),与这次发现的三号墓相距仅百米。

楚帛书《月令》篇考释

楚帛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出土于长沙东郊子弹库一座战国墓中,这是迄今见到字数最多而又保存较完整的一件重要的楚文物,也是唯一的战国帛书。四十余年来,释读者不乏其人但大都依据摹本而言,释文难免有些出入,从而影响了结论的准确性。一九七三年,澳大利亚(?)立大学的巴纳教授出版了他的新作—《楚帛书译注》,书中刊布了帛书的红外线照片及他根据照片复原的摹本,依旧摹本中不少缺字得以重观,特别是四周部分更新增了不少字数为汾入研究楚帛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帛书可分为三个部分,中部十三行一篇讲天象,八行一篇讲四时,四周为另一篇。

释楚国的几方烙印

释楚国的几方烙印曹锦炎传世的楚国官玺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及历史地理的重要实物资料，考古发掘中，出土遗物上留存的楚玺印痕，同样也是十分珍贵的资料．本文考释于楚墓椁木上发现的几方烙印．一１９５６年国庆节前夕，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工作队在省银行干...

楚“公逆”镈铭的复原与新释

宋人金文著录中有一件“楚公夜雨雷钟”,据说是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发现于湖北鄂州嘉鱼县太平湖,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早期有铭楚器,由于原器早佚,目前见到的只是后来的摹录翻刻本,虽然均谓出自王复斋本,但其间良莠不一,甚至杂有伪刻。而且由于摹刻走样,以致铭文乖舛,使读者很难窥其原貌。

释■

《鄂君启节》铭文首云:“大司马邵(昜阝)敗晋師於襄陲之■.■(夏)(尸示)之月,乙亥之日,王凥(居)於■郢之游宫.”与此铭中■字用法相同的,又见于下引材料: 《大(府贝)鎬》:“秦客王子齐之■,大(府贝)

释■——兼释续、渎 窦、(卖阝)

战国印文里有一个写作■、■等形的字: (1)长■ 汇 0860 (2)□■ 汇 3461 (3)■■ 汇 3264 (4)梁■ 汇 1703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文编》均入于附录。

关于■■钟的“舍”字

顷读贵刊今年第1、2期(合)吴聿明先生大作《北山顶四器铭释考存疑》,颇有启发.吴先生对拙文释“舍”字有所质疑,非常欢迎.

南明官印集释

甲申之变,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建号称帝,是为南明始,历弘光、隆武、永历诸朝,直至公元1683年台湾为清所并,前后维持40年.时虽不长,其间却有许多可歌可泣之事,视前代为尤盛,孙延钊曾评述这段历史谓:“然一时忠贞壮烈之气,充塞苍冥,蟠郁于黎庶之胸宇,积岁月而不散.……其事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