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都市圈人口分布特征及圈层建设路径探析

深入研究都市圈的人口分布变化特征,从人口分布角度探析都市圈发展关键症结所在,有助于把握都市圈人口发展规律,推进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对重要都市圈人口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都市圈呈现“人口规模增长更为快速、少子化老龄化更为突出、先发城市吸引人口更为强劲、人口集聚头部效应更为显著、第三产业人口集聚态势更为明显”的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外围”人口经济协同效应不足、“中心”优质公共服务集聚效应过强、“中心-外围”职住分离压力未减等挑战。通过梳理都市圈人口分布优化的路径机制和国际都市圈建设经验,提出以打造城市规划图,塑造产业协作圈、城市交通圈与都市生活圈为抓手,从实施科学统筹规划、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轨道交通建设以及调整公共服务布局四方面优化人口分布格局。

人民主权、城市权利与美好生活——城市“人民性”的三个面向

城市“人民性”是涉及城市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人民、人民的城市何以可能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城市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都对城市“人民性”问题作出了讨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建立属于劳动人民的城市政权,实现城市的人民主权是城市人民性的基本要求。西方城市理论在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城市属性的前提下,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对城市的控制和剥削,强调人民的占用权和参与权以彰显“民享之城”与“民治之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中,城市的“人民性”既不仅仅是“占有”意义上的宣称,也不光是一种“权利”表达,而是嵌入在整个日常生活场域的实践,它要求将人民性贯穿于城市的规划、发展、治理与营造的全过程,并最终体现为人民的美好生活体验。

中欧BIT谈判投资自由化问题研究

本文基于欧盟最新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文本,首先对欧盟投资自由化规则条款的设定和要求进行了归纳总结,然后结合中国当前的国内法律制度和对外签署的经贸协定文本,对比中欧在投资自由化议题上的立场异同,发现中国和欧盟之间在规则文本设定方面具备形成共识的基础,个别条款上中国需要做出更高水平的承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欧盟特别是在华欧盟企业对中国投资自由化的诉求及反馈。基于中国现行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本文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的外资准入限制规模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差别并不大,限制领域基本符合欧盟方提出的标准,但少数行业性规定与国民待遇原则有所冲突,需做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产业集群视角下的大型国有企业发展路径选择——以保定天威集团为例

本文以保定天威集团为代表,以其经营困境为切入点,分析出导致企业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一体化策略的失效。通过对企业垂直一体化与垂直分离模式的对比,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和该集团采取集群发展路径的可行性分析角度出发,帮助困境中的大型国有企业找到适合的产业组织形式,并对天威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海南自贸港离岸贸易发展及支持措施研究

离岸贸易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点内容。海南在离岸贸易方面具备显著的制度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离岸贸易有助于充分释放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创造广泛的经济价值,提升海南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关键节点地位。当前海南离岸贸易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但距离国际成熟的离岸贸易中心仍有较大差距。为推动海南自贸港离岸贸易进一步发展,海南应夯实制度开放举措,提升政府对离岸贸易的服务支持能力,根据自身优势面向特定领域和地区重点发力,同时不断强化离岸业务监管。金融机构在支持海南离岸贸易上,应围绕真实性审核问题优化业务流程,提升离岸贸易风险监管水平,合理利用离岸金融助推离岸贸易,并通过助力海南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为离岸贸易发展创造更加稳固的本地产业基础。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主要挑战及应对

中国—欧盟双边投资协定是目前中国参与谈判的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之一。随着近期双边领导人在会晤上的积极表态,已经历时五年的谈判在今年进入了新阶段。中欧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既符合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要求,又能为全球经济环境带来良性影响和示范效应。当前双方在市场准入、竞争中立、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等议题上仍存有分歧。在审慎考虑国情的前提下,中国有能力在协议谈判中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格局。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影响、挑战及应对

施行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对推进国际税制改革、限制跨国公司避税、稳定政府税收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介绍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出台背景、主要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分析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对我国的潜在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对企业现金折扣会计处理问题的思考

现金折扣是指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是债权人为了尽快向债务人收回债权而发生的财务费用，折扣额即相当于收回债权而付出的利息。

加入GPA与中国民用机场采购规则调整的方向

中国正在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中国民航业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开放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在比较参加方出价水平和国内民航政府采购现状的基础上可以判断,国内机场加入《政府采购协定》的可能性较大。中国机场采购专业性突出,规则较为复杂,现有规则与《政府采购协定》规则存在部分差异。在"加快加入进程"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原则和思路,在哪些方面对机场采购规则进行调整,这一问题变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探析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运用

本文主要对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以及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等内容从理论上及其运用方面进行了探讨与分析。

对新会计准则下无形资产减值准备问题的有关思考

在新会计准则下，企业拥有的资产发生减值时，可以计提减值准备，以降低风险，减少损失。这其中也包括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本文从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涉及到的原理入手，分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对企业的作用，并阐述企业在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扩围看碳金融业务创新

自2024年1月1日起,航运业被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此次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扩围,从多个业务领域对商业银行提出新的要求。对此,商业银行应积极作为,优化外汇业务流程要求,推动碳金融业务创新和能力建设,并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设计助力相关行业绿色转型发展。

全球半导体产业政策变化特点、潜在影响及启示

近年来,主要经济体陆续推出新的半导体产业政策,加大对半导体研究、开发和生产的支持力度,试图强化本国竞争优势。特别是美国逐渐联合其他盟友国家和地区,从关键零部件和设备出口、技术合作、人才交流等领域对我国半导体产业实施打压。从积极方面看,全球半导体产业投入增加和相关产业支持政策,有助于加速产业扩张和前沿技术突破,推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分散化发展。但不利影响将更加突出,“脱钩断链”相关措施将扰乱全球半导体产业正常发展步伐,不利于半导体产业全球市场拓展和安全稳定运转。面对上述变化和挑战,中国可通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构建良性投资生态、加快推进成熟制程领域的国产设备和产品应用等方式,推动半导体产业良性发展。

亚洲经济增长与合作亮点

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显著放缓,通胀大幅走高,地缘政治冲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等因素给全球经济运行带来重大干扰,全球经济增长陷入困境。展望2023年,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依然很大,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亚洲地区经济表现成为全球经济为数不多的亮点,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欧盟外资流入趋势及外资审查机制对中国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欧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出现新变化。2020年10月《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生效实施,欧盟各成员发起的外资审查实践逐步增加,外资审查活动的数量和针对性同步提升,实施主体及客体趋于多元,成员对于外商投资审查机制的应用能力及影响效果有所增强。

外资进入与中国企业创新:促进还是抑制

本文将外资进入指标引入至企业创新决策模型,从直接和间接溢出渠道对外资影响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路径和效果进行推演。在此基础上,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独资对国内企业创新具有抑制效应,但随着企业进入时间的延长,开始转为促进国内企业创新;外商合资企业整体表现出促进效应;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企业创新带来积极的溢出。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中国应对策略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关于反倾销"替代国"方法的到期终止规定,与中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后一问题实际上取决于各国国内法律。近日,美国、日本等WTO成员已明确表示会继续采取"替代国"方法,基于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等因素考虑,这些成员短期内取消这一做法,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可能性很低。未来,在坚持《入世议定书》条款的基础上,中国应与这些成员据理力争,谋求自身最大化的合法权益。本文对WTO框架下以及主要成员内法中涉及"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进行了整理和解读,并对《入世议定书》第15条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进一步从国际和国内视角探析了主要成员对此问题的立场由来;最后,为中国合理应对此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面对中国当前的外商投资环境现状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并未固步自封，而是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应对思路，多管齐下加速推进国内市场开放和投资环境优化的进程。

全球主要经济体产业政策动向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迎来多点突破,5G、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技术、信息革命、能源科技等高新技术加速发展,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转型中的作用初露端倪。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经济带来重创,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大对高新技术投入力度,大国间科技竞争博弈更趋激烈,对我国将带来深远影响。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隐忧——中国银行全球经济金融展望报告(2020年第四季度)

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走出疫情低谷,呈现出复苏迹象,但复苏基础并不稳固,下行风险犹存。全球金融市场在流动性支撑下震荡回升,高收益类公司债信用风险、新兴市场外债风险等值得警惕。疫情加剧了国际经贸格局和规则重构,全球产业链调整面临“全球性收缩”和“区域内强化”的新特征。全球各国财政政策空前扩张,巨额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将危害经济复苏进程,不具可持续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企业债务攀升、破产激增,将削弱美国经济的复苏潜力,可能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