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庙议与朱熹的宗庙思想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并且参与了宁宗朝初年关于僖祖祧庙的礼学实践。所谓僖祖祧庙问题,实源于宋初以来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争论。到了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当国,推行追崇僖祖为始祖的礼学举措,从而推翻了汉晋以来“祖有功”与“亲尽祧迁”的主流意见。即便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王安石的意见和举措依然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们的支持。详考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可上溯至《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说,这种说法又进而影响到后来明世宗尊崇本生父为帝乃至称宗祔庙等一系列礼学举措。通过探析这些礼学实践背后的理学依据,足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论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婚姻、家庭问题

《大同书》是康有为后期最重要的著述之一,代表了康有为思想中最为激进的部分,尤其是其关于婚姻、家庭的论述,更是如此。此部分思想渊源,或可追溯至《礼运》及公羊家的部分论述,又多少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民国以来,中国现代思想愈趋激进,多少可导源于康有为关于大同理想的种种论述。今日中国社会虽渐趋理性,然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观念,依然胶固于人心,可见《大同书》中那些最激进思想的生命力。

《春秋》“素王”考论

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诸侯之间,以行道为己任。晚年归鲁,作《春秋》,欲垂法于后世。汉代儒家因以孔子为“素王”,并欲行其道于汉代。然“素王”之说,汉人皆无疑议,至魏晋始以为僭妄之说,后世儒家遂讳而不言。文章详考“素王”说的基本内涵及后世儒家的不同态度,并结合古代相关文献,揭示出孔子欲效法汤、武而得国自王的抱负,从而使儒家的政治思想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

经史之别:程颐与朱熹《春秋》学之歧异

朱子理学以程颐为宗,虽遍解诸经,却无《春秋》学方面的著述。其先,胡安国本于程颐《春秋传》而治《春秋》,尤崇尚"一字褒贬"之书法。朱子则颇攻胡氏之学,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已,且不信条例之学,而于《春秋》三传中独重《左传》,则纯粹以史书视《春秋》也。可见,朱子理学虽为程颐之嫡传,至其论《春秋》,则于传承程颐《春秋》学的胡安国,多有批评。不过,朱子虽不擅《春秋》,犹颇有议论《春秋》的文字。因其理学上的尊崇地位,故其《春秋》议论对后世影响亦不小,形成宗朱一派《春秋》学。大概自宋、元以降,治《春秋》者,或宗胡安国《春秋传》,或宗朱子,形成两派完全不同的春秋学脉络。近代以来,学界素以程颐、朱子为理学大宗,然就春秋学而论,则程、朱之持论全然相反,盖程子以《春秋》为经,而朱子多视《春秋》为史也。

孝道的构建与先秦儒家对古礼的改造——以丧礼中的祥、禫同异月问题为例

周末礼崩乐坏,孔子以孝道为中心,通过对旧制度的改造,建立了一套新的社会、伦理及政治制度,从而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传统中国的发展过程。孝道本属家庭中的血亲伦理,然在西周宗法社会,孝道始终受到尊尊原则的压抑,至春秋中晚期,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孝道逐渐得到彰显,而儒家更是将孝道扩充开来并使之越出家庭伦理的范围,成为普遍的社会、政治准则。文章围绕古代"三年之丧"中祥、禫这两种丧礼的关系入手,立足于先秦礼书中关于相关制度的记载,并结合汉以后历代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从而揭示春秋以来彰显出来的孝道是如何深深影响到儒家对经典的具体诠释的。正因如此,儒家对孝道的高扬与现代中国对孝道的贬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论龚自珍的《春秋》学

龚自珍长于诗文、政论,然其学术根柢则在《春秋》,实属晚清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著述多不存于世,今据其所见文字而论其《春秋》学,或可见其思想之大概,并重点考察了其"《春秋》决狱"的思想。由此可见,其学术不仅上承汉以来公羊学者的经世传统,而且,对于晚清今文学的转向,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张南轩与胡五峰之异同及其学术之演变

张南轩本是胡五峰高弟,然而在其与朱子的学术交往中,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并对其师五峰的学术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此,学术界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南轩受到朱子的影响,而完全转到了朱子的方向。实则南轩与五峰学术的不同未必受到朱子启发,南轩很早就不完全同意五峰的某些说法,朱、张的学术交往不过印证了南轩早先的疑问而已。即便后来南轩颇为赞同朱子之说,他们很多观点亦有根柢的不同。

良知与理性——传统社会的整体性崩溃与西方势力的介入之关系

良知与理性——传统社会的整体性崩溃与西方势力的介入之关系曾亦一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尔曼在其《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９第一版）一书中把清朝衰亡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性崩溃区别开来，从而引出这样一...

论刘逢禄《春秋公羊解诂笺》之“匡何”与“从《穀》”

清嘉庆、道光以后,《公羊》学再度复兴,其中,刘逢禄是清公羊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公羊》学的复兴过程中,刘逢禄一方面以复古相标榜,以回到西汉何休对《公羊》义例的诠释为目标,另一方面,对《穀梁》也多有折衷取舍,甚至据《穀梁》来驳正何休之说,从而多少表明刘逢禄受到中唐以降"折衷三传"之《春秋》学风的影响。

论朱子与湖湘学者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

学术界素来重视朱子与阳明在知行问题上的差异,并由此理解理学与心学两派学术的异同。然而,本文则通过对朱子与湖湘学者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试图澄清朱子本人那里颇为复杂的知行学说,并由此梳理出整个宋明理学的基本脉络,即立足于工夫论的差异,以明道、上蔡、五峰一路,主张上达而下学,即以上达为入手工夫,久之自有下学之效;另一派则为伊川、朱子、象山、阳明一路,主张下学而上达,即以下学为入手工夫,久之自有上达之效。就此而言,象山、阳明一路并不构成整个宋明理学在工夫论上的两极,其实不过下学一脉的歧出而已。

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

董仲舒与何休是两汉最重要的《公羊》先师,随着清代公羊学复兴,却呈现出一条从何休回归董仲舒的基本脉络。尤其到了晚清的康有为那里,其所撰《春秋董氏学》一书,不仅极其推崇董仲舒,而且通过对《春秋繁露》的重新阐释,发挥出一套极具特色的公羊思想,也就是"孔子改制"以及制约君权的思想,并为其变法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阳明心学中的“未发之中”概念

已发与未发的关系问题是宋明儒学所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派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另一派则以心之静为未发，心之动为已发。但这两种理解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内在的困难。直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提出，以良知即体即用，才把本体与工夫“一齐收摄”，较圆满地解决了未发与已发的关系问题，使心、性与情三者的关系得以安排妥贴。

论胡安国的《春秋》学

胡安国所撰《春秋传》,上承程颐,下启元明清三朝的春秋学研究,并成为科举考试的定本。宋人研究《春秋》,有鉴于唐中叶以来藩镇割据的内忧以及辽、金相继勃兴的外患,着力发挥了《春秋》中尊王攘夷的精神,这也构成了胡安国《春秋传》的基本倾向。此外,胡安国又对程颐《春秋》中的某些内容加以发挥,提出了“以夏时冠周月”的观点,引发了元明清三代学者的不断讨论。尤其是胡安国追随《公羊》《穀梁》对条例的重视,主张《春秋》有“一字褒贬”之法,后来朱熹着重对此进行了批评,并基于《左传》详于记事的立场,而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春秋思想,形成了区别于程颐、胡安国的另一派重要的春秋学流派。

据乱时代的儒家与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

文章旨在讨论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以及其对儒学之现代意义的阐明。康有为作为晚清公羊学的代表人物,借助其对传统公羊学中“三世说”的阐发,提出了一套对孔子之道不同于传统儒家的理解,不仅为晚清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变法的基本方向,而且自戊戌以后,康有为基于其周游列国的见闻,更是称孔子为“大医王”,认为孔子之道不仅能消除当时中国现实中的种种弊端,甚至能提供一整套救治西方文明的良药。

论冯友兰的社会政治思想——以《新事论》为中心

在冯友兰看来,工业化才是中国走向自由之路,此种主张在《新事论》中得到了较为详尽的阐发,并对民初人偏信西洋"精神文明"的态度进行了大量批评,而更多赞同清末人致力于"实业救国"的立场。冯友兰认为,倡导新文化、新道德之时贤,其观点虽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实有某种必然性,但从学理或思想上来看,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社会之近代转型,对传统伦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冯友兰看来,这种转型首先就是"生产家庭化"到"生产社会化"的变化。冯友兰认为,在"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中,不存在所谓妇女问题。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礼教的批评,尤其是虚构妇女在传统家庭中的悲惨命运,完全是出于文学的想象和虚构。

针刺合电感耦合治疗骨延迟愈合、骨不连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针刺合电感耦合对骨延迟愈合、骨不连的治疗效果。方法:6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观察组30例在常规治疗(包括骨折复位后夹板、石膏、聚氨酯外固定及切开复位内固定)基础上采用针刺配合电感耦合治疗,取穴以肾俞、命门、关元、气海、足三里、悬钟、太冲为主;对照组30例采用常规治疗。分别在治疗30天、120天时拍摄X线片观察骨痂生长情况。结果:观察组治疗30天、60天有骨痂生长的例数为23例、29例,而对照组分别为11例、17例,经统计学处理,观察组骨痂生长情况治疗30天及120天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且无不良事件和副作用发生。结论:针刺合电感耦合是促进骨折愈合的好方法。

何种弑君?孰当讨贼?——以《春秋公羊传》关于“君子辞”的讨论为中心

自古以来,儒家视君臣为大义所在,故以弑君为大恶。面对弑君之罪,《公羊传》区分了三个不同层次的责任主体,即天子、方伯或诸侯、臣民。然而在周末礼崩乐坏的政治背景下,臣民通常负有最主要的讨贼义务,不过,《公羊传》又基于对现实情形的具体考量,提出“君子辞”之说,从而宽恕了臣民不能讨贼之过。文章又结合宋以后儒家对此问题的不同态度,揭示了儒家关于此问题所固有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