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战时警察教育制度

中国的警察教育始于清末,至抗战前已初具规模。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制订一系列法规规章,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警察教育制度。战时警察教育制度的特色是积极应对残酷的战争形势,凸显警察职能的转变。警察教育已不只是平时单纯处理刑事、治安案件的警务知识和技能传授,而更多地强化军事训练,注重政治训导。因此,战时警察教育制度必然带有浓厚的军事化特征和鲜明的政治色彩。警察"亦警亦军"的双重身份,显现出警察职能转变的必然性。尽管战时警察教育与近代警察职业化教育理念尚有一定差异,但考察抗战时期警察教育制度的构建、警察教育内容的开展,探讨南京国民政府改革战时警察教育体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对当下仍有参考借鉴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自由心证制度驳议——以民国司法档案为据

我国内地法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对于其诉讼法律规定的自由心证制度,有的持"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混合论",有的则斥之为"伪心证论"。通过对民国司法档案中大量诉讼案例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自民国初年以来,从法定证据制度向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演进,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基本完成,法官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作出自由判断和认定事实的情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已经普遍存在。

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以金代为例

本文试以12-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又一波撞击中,女真习惯法文化与中原儒家法文化双向流动、融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金法文化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荟萃各民族法律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

巴楚民族文化圈纠纷解决机制论略——在历史文化视野下的考察

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巴楚文化圈内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了一系列的习惯法规范和程式,构成了颇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在国家法制与各民族传统习惯法的冲突、调适、整合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形成了多种纠纷解决模式,即自我约束模式、习惯法调解模式、国家法介入模式、习惯法与国家法共同作用模式。这些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整合了习惯法、传统习俗、道德力量、宗教因素各方面的资源,最终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

《大元通制》渊源考辨

由于人们对《元史·刑法志》一段简要而含混记述的误读,造成了法律史上的一桩“悬案”,即《大元通制》渊源之谜。本文从追溯元代前期艰难的修律立法历程入手,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对《大元通制》的本原作了详尽的探索。《大元通制》是世祖以降数十年修订律书的摸索与奋斗的产物,而仁宗“延祜律书草案”则是《大元通制》凭据的直接蓝本。本文对《大元通制》“难产”的缘由进行了剖析,认为延(?)、至治年间,仗恃兴圣太后权势的“后党”保守派与皇帝为首的“帝党”改革派之间激烈政争,是《大元通制》难产的主要原因。

“官当”创制探原

“官当”创制探原曾代伟＂官当＂，即官爵当刑，是我国封建法律中的一项特殊的赎刑制度。封建官僚贵族犯了罪，可以用官品或爵级抵赎刑罚，以免于缧绁之苦。它是封建法制维护贵族官僚等级特权制度的最早的规定之一，充分体现了封建制法从一开始就是公开的特权法的基本属性...

蒙元流刑考辨

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蒙元流刑之制有许多独特之处。而相关律典的散佚和文献记载的含混,给我们今天研究此类问题带来了较多的困难。迄今为止,相关论著对蒙元流刑制度设计及运作真相的研究歧异较大。而从实证的角度着手,通过对流刑实际案例的搜辑和梳理,针对蒙元流刑的适用对象、流放地及其特点进行考辨,则能够比较清楚地探明蒙元流刑仍为法定刑之一;蒙元初期沿袭金代流刑之制并加以折代变通;至元八年以后,独具特色的流刑制度逐渐形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变通律令的现象仍十分普遍等问题。

“汉土疆界碑”铭文解读——以法律文化的视角

清雍正三年秋,在湘鄂西容美土司与长阳县交界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汉土田地权属之争,当事各方通过会勘、协商,最终妥善解决了争议,并在争议地带建立起两座形制内容完全相同的"汉土疆界碑",创立了通过协商机制解决区域性民族纠纷的范例。汉土疆界碑铭文典型地反映了清初改土归流前夕,渝湘鄂黔毗邻多民族混居地区民族关系的急剧变化;记录了容美末代土司田?如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为保一方民众的安宁,坚持理性处理民族关系的策略,为世人认识少数民族土司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影象。

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

法律人群体是独特的社会群体。随着法制的近代化,我国法律人群体逐渐形成。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环境下,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和陪都,众多法学名宿和法律精英荟萃,构成中国近现代法制史上的一大奇观。探讨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对于我国近现代法律人群体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反思与转向——《英国庄园生活》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西方经济—社会史学经典著作《英国庄园生活》,是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状况进行反思的一面镜子。通过研读该书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应做出必要的转向。《英国庄园生活》所体现的经济—社会史学研究方法即其中一个可能的选择。

抗日战争大后方司法改革论纲——以战时首都重庆司法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大后方司法改革,是南京国民政府自建立以来推行司法近代化改革进程,在全民族抗战的特定时空下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战时司法的特色。以战时首都和陪都重庆为样本,梳理和复原抗战时期国家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及其在大后方的实施状况,尤其是大后方司法审判制度的改革及其实践,探讨和归纳全民族抗战的视阈下,大后方司法制度改革的理性与经验,以及战时司法的社会功能,无疑有助于弥补抗日战争史研究和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研究的薄弱环节。

“巴楚民族文化圈”的演变与现代化论纲——从民族法文化的视角

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构建“巴楚民族文化圈”,将其作为中国区域文化的一个独特类型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是扩展中国传统民族法文化研究领域的一种尝试。本文拟通过巴楚民族文化圈的演变、特点、民族法文化转型与现代化诸问题的初步构想,阐明此课题研究的主旨和目标,及其现实价值追求。

民国时期的婚约规制与民间习惯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以来西方法文化与本土传统法文化的博弈并未结束。传统婚姻观念与习惯,在民间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领地,从而导致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在司法上的冲突。以婚约为标本对此进行法社会学考察,探索二者调适和整合的路径,于当下仍可以为借鉴。

“溪州铜柱”铭文解读——以民族法文化视角

五代十国时期树立的溪州铜柱,是华夏政权妥善处理民族纷争的历史见证,是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少数民族土司制度逐步形成的里程碑。本文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着重解读溪州铜柱铭文所传达的民族法文化信息。作为确定独立国家政权与其附属少数民族羁縻政权关系的基本法律,铜柱铭文具有誓约的特质,并以其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缔约双方所谨守奉行;在巴楚民族文化圈,乃至中华大地具有较大的示范效应。

中外新约与民国涉外司法审判制度的变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独立的的司法主权。自清末以降,政府和民众为争取国家司法主权的完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大了维护司法主权的外交斗争力度。以1943年与美英两国订立新约为标志,最终实现了百年来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的愿望,终结了外国人在华领事裁判权及相关特权。以此为契机,我国涉外司法审判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对于中国而言,这无疑是分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融入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开端。

民国时期刑事审判中的自由心证——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

近代以来从欧陆法系引入的自由心证原则,在民国时期刑事审判中已为法官所普遍运用。1949年以后的主流论著对此基本上持批判态度。通过民国时期具体诉讼案件的实证分析,考察自由心证在当时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及其意义,对于探索我国传统司法中的理性与经验,不无裨益。

抗战大后方战时司法改革论略

抗战时期大后方司法改革是国家战时司法改革的重要方面。国家为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司法改革措施,主要有司法经费统一改由国库负担,增设法院、完善战时司法组织体系,简化诉讼程序并设立实验地方法院进行实践,改进战时检察制度等。战时司法改革的面向是全国性的。但除少数法令法规专门针对战区外,大多数均在大后方先试先行,并得到较好的实施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第六届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综述

一、论坛概览 2012年11月3-6日,第六届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在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西南政法大学新校区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和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民族法文化研究中心承办。

论壮族的民族精神——以民族法文化为视角的考察

从民族法文化的角度审视壮族的民族精神,壮族的法律精神作为其民族精神的次生系统,可以概括为:集中体现于壮族《麽经.布洛陀》中的和谐精神,反映在壮族伦理道德《传扬歌》中的正义精神,壮族民间故事中蕴含的善良精神。三种精神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构成壮族社会的法律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试论北魏防范官吏腐败机制的架构

北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在中原地区建立比较稳定统治，持续时间较长的封建王朝。鲜卑拓跋部作为一个落后的塞外游牧部族，在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政权的过程中，发扬拓跋部族勇于进取的精神，效法有着悠久历史的华夏文明，兼收并蓄，创立了具有多元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