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演进:法律传统的趋同?

中国和澳大利亚分别赋予了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和“参与人”的诉讼地位。通过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国被害人权利的演进以及实证调研发现,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改善被害人权益方面有一定趋同。被害人融入刑事诉讼的程度并非仅由两国诉讼结构决定,而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促进相关法律、政策改革的多元动力和实践中司法官员对公私利益的区分、对被害人参与诉讼的态度及其权利保障意识。关注被害人权利和参与对抗制和审问制审判的限度,有助于从被害人角度构思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诉讼对抗性的增强势必影响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需思考被害人应如何适应变革中的刑事程序,改革应在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同时,不致损害被害人权益。

两岸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比较

沿袭大陆法系传统的两岸检察官制,尽管在刑事诉讼中存在诸多共同之处,检察官地位却有所不同,进而影响检警关系与检法关系。比较两岸检察官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可以发现我国台湾地区检察官兼具行政与司法性质;在检警关系方面,我国台湾地区是检察官为主,司法警察为辅的"将兵关系";在检法关系方面,我国台湾地区"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的监督呈现出双向监督之局面。通过上述比较,有助于客观认识我国台湾地区检察官制,为弥补大陆检察官制之缺陷提供启示。

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下监控与隐私保护平衡研究

欧洲人权法院作为保障个人基本自由的重要国际人权机构,以《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私生活受尊重权"为基础,通过解释及适用公约而发展出一套较为完备的监控与隐私保护平衡规则,要求成员国采用监控措施应当同时符合合法性、目的正当性及必要性等三项标准,否则便构成对公约的违反。随着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鉴于我国监控制度的立法缺憾,有必要借鉴欧洲人权法院平衡监控与隐私保护的路径,通过构建适当控制机制及救济机制以完善我国监控制度。

性侵被害人作证程序的完善——澳大利亚性侵法律的改革实践

被害人陈述是性侵案件的关键证据,但我国立法、司法、学界较少对性侵被害人作证相关问题予以关注。传统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审理模式正受到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挑战,需思考性侵被害人是否应出庭作证及如何作证。我国当前的性侵法律有待完善;由于作证协助服务阙如、庭审控辩对抗、辩护律师滥用强奸谬见、特殊作证保护措施缺失,性侵被害人作证易遭受严重二次伤害。澳大利亚性侵法律改革路径反映出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对抗式性侵审判改革的一般路径。分析澳大利亚程序法、证据法改革所采取的澄清常见强奸谬见与改善作证保护两条主要路径,并结合“高某某、王某案”法庭观察以考察其改革实效,可从完善被害人作证程序角度,为我国性侵审判平衡被害人隐私、尊严利益与被告人公正审判权,以及确保被害人证言质量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