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内涵,按照UNEP方法和DPSIR模型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陕西省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包含的41个县(市、区)为样本,对其2011—2020年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TAPIO模型研判其可持续性特征。结果显示:各三级指标对绿色发展贡献度差异明显,关键自然资本指标在研究期间变动微弱且贡献度较低,绿色发展主要靠经济发展带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整体呈现低层次的绿色发展水平和不稳定的生态保护效果;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水平高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但其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张。

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改革是中国推动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构建了多部门动态CGE模型,模拟分析不同的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税率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产出和废弃物排放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①单独征收资源税或者环境保护税将对宏观经济产出带来负向影响,但两种税均能抑制废弃物排放。②资源税主要通过抑制企业投资对宏观经济产出产生负向影响,而环境保护税主要通过抑制消费和企业投资影响产出。③与环境保护税相比,资源税对宏观经济产出具有更显著的负向影响;与资源税相比,环境保护税能更有效地抑制废弃物排放。④与单一政策相比,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产出和废弃物排放的抑制作用更显著。⑤结合我国实际,在赋予产出损失更大权重的条件下,选择6%的资源税和4倍于基准水平(即大气污染物4.8元/污染当量,水污染物5.6元/污染当量)的环境保护税的税率组合,能实现对产出负向影响最小和最大程度实现抑制废弃物排放的政府最优目标。在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的同时,应实施减少企业负担的配套政策,以抵消环境保护政策对宏观经济产出的负向影响。

中、美两国煤炭资源的税费水平及负担率

税费制度的合理设计是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关键。本文梳理了中、美两国煤炭资源一般与特殊税费的种类与征收标准,在定量估算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中国神华集团和美国Peabody能源公司煤炭开采业的税费水平及负担率。研究结果表明,①对煤炭资源的一般税费,美国以所得税为主,中国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对于资源租,美国以权利金为主,中国以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为主;对环境税费,美国以复垦保证金为主,中国以地方税费为主。②美国Peabody能源公司的煤炭资源在2009-2011年三年平均的一般税费、资源税费与环境税费的负担率分别为3.87%、12.87%和30.64%,而中国神华集团的负担率分别为5.1%、1.73%和3.18%。③中国矿产资源的税费制度存在结构性扭曲,一般税费负担过重,而对资源耗竭的跨代外部成本与环境负外部成本的补偿率偏低。应减少矿业企业的一般税费,并按照完全补偿两个外部成本的要求提高资源税费与环境税费。

中国资本回报率:考虑碳减排成本的新核算

对资本回报率进行绿色核算既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同时也是判断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依据。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1960—2014年碳排放的影子价格;利用Hall-Jorgenson租金公式测算剔除碳减排成本的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动态演变趋势。对中国资本回报率重新估算克服了因忽略碳减排成本而导致的高估,估算结果更加科学可靠。研究结果:(1)中国碳排放的影子价格由1960年的56.34元/t上升到2011年的1651.69/t,根据影子价格计算的碳减排成本占GDP总量的份额年均为31%。(2)不考虑碳减排成本和税收因素的基础资本回报率变动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52-1983年为第一阶段,资本回报率在波动中由高位逐步回落。1984—2010年是第二个阶段,基础资本回报率保持平稳。2011年以来是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台阶式下降趋势,特别是2012—2014年,税后的资本回报率已经难以抵补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3)考虑碳减排成本将导致资本回报率平均下降约12%。其中1960—1975年资本回报率呈下降趋势。1976—2008年资本回报率基本保持稳定,资本回报率平均值为15.2%。2009年以后,资本回报率则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14年的估算值甚至降为-1%。本文仅考虑了碳减排成本,如果再考虑诸如二氧化硫等废气排放、废水与固废排放的成本后,绿色资本回报率的估算值将更低。建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应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减税(尤其是生产税)政策遏制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另外,需要采取分阶段递增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步实现企业环境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资源再配置的增长效应:理论脉络及最新进展

资源再配置的增长效应一直都是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国内对资源再配置增长效应研究的文献有限且较为分散。本文梳理了基于宏观视角的资源再配置增长效应的理论演变脉络,以及基于宏微观相结合视角下资源再配置增长效应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与趋势进行了探讨,以期推动国内对于资源再配置增长效应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深入发展。

劳动力再配置与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实证

结构调整与要素再配置对生产率提高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案例研究发现，1985—2007年间中国工业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在水平值与增长率上都存在系统性差异。工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贡献度达到94．79％。而行业之间的劳动力再配置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其中静态资源再配置效应为0．81％，动态资源再配置效应为4．39％。

基于恩格尔曲线的中国CPI偏差估计

文章基于Hamilton-Costa的理论模型,使用1995—2014年30个省市的统计数据,估算了中国CPI偏差。研究结果表明,以1995年为基期公布的CPI定基价格指数与居民的生活成本之间存在向上偏差,偏差幅度为0.09～0.51个百分点之间,年均CPI偏差约0.398个百分点。这表明官方CPI被低估了,而真实的收入和消费支出被高估了。

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陕西个案研究

在对陕西4个地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估算了该省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总量,并分析了其资金需求的结构。结果表明,民营经济的资金存在需求总量难以满足和供求结构失衡的矛盾,在目前国有金融体系支持有限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对民间资本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因此解决民营经济融资困境的出路在于有效搭建民间资本投入到民营经济的桥梁和通道。

基于完全成本的矿产资源定价机制改革——以国投新集公司的煤炭资源为例

完善的矿产资源定价机制对于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构建节约型社会至关重要。文章认为,矿产资源的理论价格应该以其完全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资本成本、使用者成本和环境外部成本)为基准,并以国投新集公司为例核算了该公司2011年煤炭资源的理论价格。研究发现,理论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存在耗竭成本、环境外部成本与资本成本三方面扭曲,而改革和完善矿产资源定价机制的关键是按照完全内部化两个外部成本的要求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并尽快完善矿区以矿业企业为主体的生态补偿机制。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取向——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汇率制度的两极化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汇率制度指出了方向。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具有内在的缺陷,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又缺乏必备的条件。因此,在不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权的情况下,采用更加灵活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成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环境质量产权界定与资源输出区生态补偿模式选择

建立和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是化解当前资源输出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关键。生态补偿机制本质上是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将环境质量的初始产权配置给全体公民将产生有效率的结果。针对资源输出区生态环境损害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应该采用混合的环境质量产权界定方式。与此相对应,资源输出区生态补偿模式应根据特定的生态环境损害,分别采用可交易的排污权、土地复垦、地质灾害防治基金、生态修复基金等多种补偿模式。

京津冀三地的生产率与收敛性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DEA方法测算了1992～2005年间京津冀地区总的以及分产业的生产率,并检验了三个地区生产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在1992～2005年,京津冀地区总的生产率存在很大的差异,生产率由高到低依次是河北省、天津市和北京市;三地总的生产率表现出很强的收敛性;京津冀地区总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三地产业结构的不同;天津市向河北省的收敛源于服务业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北京市向河北省和天津市收敛则是由于其在服务业比重和生产率上的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农业生产率及其变化分析

本文使用DEA方法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率及其变化趋势。我们的分析表明，我国农业生产率在1980—2005年间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2％，其中技术进步率为4．2％，而相对技术效率则以每年1，9％的速度恶化；从地域上看，东部地区的生产率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要快于中、西部地区。在相对技术效率上，东部地区基本保持稳定，而中、西部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进步。缩小农业生产地区差异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现有农业技术推广，遏制技术效率恶化的困境。

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

本文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绿色产品创新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在适度区间内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不会因为加入政府创新补贴而发生改变。因此,应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区间内,优化政府补贴的方式,多采用其他方式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给予支持而非提供直接性资金补贴,从而加快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

从留职视角预测离职:工作嵌入研究述评

工作嵌入作为源于映像理论和离职"展开"模型的一个新构念,为员工留职提供了更广阔的解释空间,并展示了预测离职的一个新视角。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从三个方面对国内外工作嵌入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综述:工作嵌入的涵义与测量,工作嵌入的认知基础及其与"展开"模型的关系,工作嵌入的效应、影响因素及其拓展研究进展。最后,在分析工作嵌入研究现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和建议。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效应评价——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视角

从区域经济政策效应评价理论和经济增长质量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效应测度的多层次评价模型;从宏观经济生产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经济效益三个层面探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通过西部地区不同层面经济数据,以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和DEA模型实证考察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生产率的影响,以动态偏离-份额空间模型考察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以企业跨期经济效益评价梯阶层次模型研究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城市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与跨城市差异分析

我国城市化发展既提高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又增加了碳排放。本文使用56个城市的微观家庭数据,在各个城市层面上建立不同类型能源消耗的行为方程,对包含固定收入、家庭规模和户主年龄的标准家庭居住碳排放进行有效的估算,同时对跨城市差异进行分析解释。结果表明,在以标准家庭居住碳排放为唯一衡量标准时,东川市和蚌埠市是碳排放最少的城市,而新乡市与郑州市则是碳排放最多的城市,很多低排放城市位于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的南侧,大城市排放要高于中小城市。通过对城市收入弹性的估算,发现相对富裕的家庭会增加消耗清洁燃料。一个家庭从低排放城市移动到高排放城市造成的环境成本占家庭年均收入的6.6%,同时低密度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具有严寒气候的城市都会增加居住碳排放。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可以辅助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者进行"低碳城市"或"低碳生活模式"等相关政策的制定。

产业结构视角下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中国通常使用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环境规制工具来控制污染。选用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这三种环境规制工具在不同产业结构区域的治污效果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越高,公众参与型工具改善环境质量的效果越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越低,命令控制型工具的治污效果越好。因此,我国应该改变传统"一刀切"的环境治理方式,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较高的地区要适当加大公众参与型政策的强度,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较低的地区要合理增加命令控制型政策的力度,因地制宜地提高环境质量。

煤炭矿区生态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与受偿意愿的差异性分析——以榆林市神木县、府谷县和榆阳区为例

支付意愿(WTP)与受偿意愿(WTA)是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评估生态环境影响价值的两个测量尺度。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同一种环境物品的WTP与WTA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以榆林市神木县、府谷县和榆阳区为例,运用CVM对煤炭矿区居民的WTP与WTA进行了研究,发现WTP与WTA之间的差异较大。通过对WTP与WTA之间差异的经济社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WTP与WTA之间的差异受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年龄及所在行政区域的影响较大。在中国煤炭矿区的CVM应用中,应以WTP作为首选,可以将WTA作为WTP的有效补充。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基于技术进步路径的理论与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化,中国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稳步推进。为了揭示其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发展中国家逆梯度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环节,在理论层面上阐述技术进步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并采用我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给出经验证据。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均衡化和生态化趋向明显且具有空间差异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逆梯度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水平均对自身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一带一路”背景下,在我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中,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显著并呈现出空间异质性特征,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