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经济学说在清末民初的境遇考察和分析

清末民初,基于西学东渐与追求国家富强的需要,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于1901年传入中国。此后近代学人在相关书籍、报刊中对李斯特及其学说多有论及。学人们不仅从理论视角与学理层面阐释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具体内容,还结合自身理解分析李斯特的个人形象,更立足于实际将李斯特经济学说与中国现实经济相结合,探讨“李斯特道路”与“斯密道路”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适用性。尽管李斯特经济学说在清末民初尚处于初步传播阶段,但这些思考与讨论体现了近代学人不断认识、理解李斯特及其学说的过程,既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影响了时人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

水利工程浆砌石施工技术研究

水利工程在保障人类生活用水、防洪抗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浆砌石作为水利工程中常见的建筑材料,在各类水利设施的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浆砌石结构不仅能提供稳定的支撑,还具有良好的抗水流冲刷和抗渗透能力,被广泛应用于堤坝、水闸、渠道等工程。然而,尽管浆砌石施工技术已经有着较长的历史和广泛的应用,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因此,有必要对浆砌石施工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鉴于此,本文针对水利工程浆砌石施工技术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应解决策略展开详细分析,为进一步提高水利工程奠定坚实基础。

淮海战役与中国共产党的交通通讯工作

在淮海战役中,中国共产党对于交通通讯工作特别重视,这既与当时国共双方的战争态势有关,也与党的战略战术的转变以及对战争态势的研判有关。淮海战役中,中国共产党的交通工作主要包括切断交通与恢复交通。切断交通主要指切断国民党军队重点防护的铁路干线;恢复交通则表现为抢修道路与不断改进交通运输方式。在通讯工作方面,保障战场电话通畅、组织无线通信、强化邮政建设等构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通讯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保障战役中交通通讯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教育、消除民众顾虑、建立劳动报酬制度、掀起立功运动等方式动员民众。这一系列举措,从交通通讯方面为淮海战役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与坚实保障。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

从社会思潮角度考察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流变相始终 ;在晚清纷呈迭现的社会思潮中 ,均可看到桐城派的身影。桐城派在晚清各期的主要代表往往也是当时社会新思潮的代表或积极参与者 ,如经世致用思潮中的姚莹 ,洋务思潮中的曾国藩、黎庶昌 ,早期变法维新思潮中的郭嵩焘、薛福成 ,维新变法思潮中的吴汝纶。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桐城派既有迎合清王朝的一面 ,也有适应社会思潮发展、与世俱进的一面 ,不能因桐城派最终落后于时代而予以全面否定 ,更不能因此把桐城派视为文学上保守、政治上反动的代名词。

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圈的裂变与走向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与西方强势文明的全面输入,儒家文化圈的既有格局开始发生裂变。在近代中西文明的大碰撞中",中弱西强"的现实不仅动摇了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圈核心的地位,也使儒家文化圈中的各主要国家对儒家文化相继展开反思与批判,并分别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展开了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历程,儒家文化的影响渐趋式微。但从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考察,儒家文化圈正逐步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迎来新的生机。

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

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使经世致用成为笼罩中国的时代思潮。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以姚莹、方东树、梅曾亮、刘开、管同等为代表的姚门弟子在鸦片战争前后并非一味“鼓吹休明”、“清真雅正”,而是发扬了桐城派的经世传统,在社会大变局中转向应变求新、经世致用的探索,顺应了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

徘徊于“文”、“道”之间的桐城派

桐城派文士在“文”、“道”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着平衡,他们一方面以文章家自居,将“文章之学”视为终身追求的目标,一方面又紧紧依附于程朱理学,他们所持的“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论几乎使古文沦为护道卫道的工具。但他们中的部分人士,尤其是晚清桐城派中的部分人士甘以文士自居的坦然态度,将“义理”与“文章”相剥离的思想倾向,使传统文学向着独立发展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桐城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保守角色,桐城派被斥之为“桐城妖孽”,从此受到学术界的长期批判与冷落。但深入分析,会发现桐城派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翻译西方文学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贡献。当然,从整体上评价,桐城派对古文语言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固守,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相背离,注定它必将成为新文学运动变革与清除的目标。

近代学人关于国学书目及大学国学教育的思考

近代学人为后学开设国学书目者甚众,但以大学生为对象拟定国学读书书目的并不多,其中较有名者有吴汝纶、梁启超、胡适等人。他们三人为大学生所拟国学书目虽各异其趣,却有诸多相通之处:一是所拟书目均以传承国学为宗旨;二是所拟国学均有学习程度上的层级划分,以适应不同层次大学生的学习需求;三是所拟书目基本上是按传统图书四部分类法分类筛选,这种书目筛选法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所拟国学书目能系统、完整地传承国学。他们关于国学范围的界定、国学书目的筛选、国学书目的分级与分类等问题的思考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的国学教育仍然有一定借鉴意义。

戴名世与桐城派关系辨析

戴名世生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交往密切,故研究者常将戴名世视为桐城派的开创者。但客观而论,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创建并无关涉。戴名世只是一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有着密切往来,并持有相近文学、学术观点的桐城籍学者。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吴汝纶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吴汝纶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在相关研究中,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吴汝纶的总体评价问题;二是关于吴汝纶对桐城派古文文风的影响及在桐城派中的地位问题;三是关于吴汝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与地位问题;四是关于吴汝纶的政治倾向问题;五是吴汝纶对西学传播的贡献问题。

晚清桐城派嬗变的文化轨迹

桐城派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派别,其发展变化不仅仅与文学有关,还与社会思潮、学术、教育等具体文化因素有着密切联系。桐城派学人在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并非一味保守,无所作为,他们在具体文化的各个领域也曾一度得领时代之先,但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局限,晚清桐城派不可避免地渐趋保守,并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直接对象。

传统学派的发展与区域文化因素——以桐城派为研究个案

中国传统学派一般都具有浓厚的区域文化特征。特别是在学派的初创期,学派的发展往往要依赖于因特定区域而产生的各种人际关系,但随着学派的不断扩展,其区域文化的特征会不断减弱。桐城派的发展历程就明显呈现出这种变化趋势。桐城派最初是一个区域文化特色浓厚的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人员籍贯日益掺杂,传播区域日渐扩展,桐城派最终脱离出桐城这一特定区域的界定而走向全国,不再局限于桐城这一有限的区域空间。

桐城派的宿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桐城派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批判对象,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新文化运动发起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需要一个集中了"旧文学"、"旧道德"特征的批判目标,桐城派正是这样一个符合要求的目标。当新文化运动逐渐退潮以后,桐城派是否应该被批判就成了一个被质疑的问题。客观分析,以倡导白话文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学运动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晚清桐城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对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产生

桐城派末流虽然是新文学运动致力批判的对象。但近代桐城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确实为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

从表面看,桐城派与汉学家的矛盾似乎起于个人恩怨,但从本质分析,学术分歧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学兼综会通成为当时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桐城派出于现实的而非学术的原因,顺应了汉宋兼采的学术大势。

近代国学倡导者关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思考与探索

中国近代国学论者在20世纪初叶力倡国学,他们在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以增强国人自信的同时,也透露出对本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思考。在世人多醉心于欧风的年代,近代国学论者却致力于倡导古学复兴,力图推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谋求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产生更大影响。在他们的笔下,中华文化悠久绵远,具有独特魅力。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正是他们倡导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底气与原因所在。他们关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传播方式及途径等的种种思考与探索,在当今看来也颇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吴汝纶与维新变法思潮

吴汝纶虽然在某些具体主张上与维新思潮不谋而合,甚至有超越维新思潮的地方,但从本质上分析,吴汝纶与维新派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吴汝纶属于维新派或者吴汝纶赞同维新变法的判断均不能成立。

《三字经》原创作者争论之辨

关于宋末元初的《三字经》的原创作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为是浙江宁波人王应麟,另一种观点则以为是广东顺德人区适子。其实这个问题从明代起就开始困扰着学人,明人赵南星（1550-1627）曾编《三字经注》,据称这本《三字经》是史载最早的有关《三字经》的版本，可惜身处明代的赵南星也无法找到可靠的版本或史料来确定《三字经》的作者，无奈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