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地游客遗产认同的量表开发与实证检验

遗产认同是深入发展文化遗产相关理论,充分发挥文化遗产旅游在当代的价值功能的重要话题,但当前遗产认同的量表开发与检验的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鉴于此,文章选择用户生成内容(UGC)与半结构访谈收集数据,通过扎根理论三级编码,从客体表征和主体建构两个方面归纳出世界文化遗产地游客遗产认同的7个维度:自我认同、地方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遗产认知、情感体验与行为实践。在此基础上,借鉴已有量表与扎根分析资料,遵循严格的量表开发流程,文章开发了包含26个题项的游客遗产认同量表,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与信效度检验论证了量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文章丰富了遗产认同相关研究,为后续其他群体遗产认同的量表开发奠定了基础,也为充分发挥旅游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增强群体文化自信自强提供了指导。

文化遗产地游客价值感知对遗产认同的作用机理研究

游客价值感知是形塑其旅游实践过程中遗产认同的重要因素,研究游客价值感知对遗产认同的作用机理,有利于指导遗产意义的再生产,充分发挥遗产在当代的功能。文章以世界文化遗产地永顺老司城为案例,以访谈文本和网络评论游记为资料,应用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论探讨游客价值感知对遗产认同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游客价值感知多元表征由土司遗址价值感知、民族交往价值感知、整体形象价值感知、旅游符号价值感知、土司制度价值感知和土司事迹价值感知组成;(2)游客在文化遗产地价值感知过程中通过动机驱使、具身感知、情感湍流、认知升华等生成遗产认同;(3)遗产认同包含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是文化遗产地主客互动建构的结果;(4)游客价值感知对遗产认同的作用实质就是表征与非表征统一的过程,由此完整刻画遗产认同的意义。该研究加强了旅游情境下价值感知和遗产认同的理论联结。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ArcGIS 10.2软件,通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空间分布类型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及各片区、各类型高质量景区均为凝聚型;(2)在空间分布数量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数量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态势;(3)在空间分布密度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密度差距较大,总体呈现自西向东逐级递增的趋势;(4)在空间关联特征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关联以正相关为主;(5)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旅游资源禀赋、社会经济、交通条件及旅游发展水平等因素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影响显著。

西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我国西南地区61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地理集中指数、地理探测器、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分析西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西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传统技艺、传统舞蹈较多,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较少;空间分布呈明显的凝聚特征,其中,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凝聚特征显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趋向均匀分布;(2)西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呈“东多西少”的特征,形成“两核一带”空间分布格局;(3)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其中,自然因素中的河流水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社会经济因素中的城镇化影响最大,历史文化因素中的少数民族与历史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发展与理论需求

近年来中国出境旅游高速发展，2001～2010年中国出境人数年均增长了19％。出境旅游市场规模、消费能力与增长潜力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日本旅游地理研究回顾与进展

日本旅游地理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其发展历程总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作为旅游地理研究的萌芽期,以滑雪、温泉旅游聚落的零星研究为主。60年代至80年代进入新的时期,内容涉及了大都市旅游圈、旅游地、旅游资源等相关研究。80年代后注重对大众旅游的反思,柔性旅游与新旅游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日本旅游地理研究内容以温泉、滑雪等各类型旅游地为主,对旅游流、旅游空间、新旅游与着地型旅游的研究目前相对较少。总体上看,日本旅游地理研究主题具有延续性,内容与实践结合紧密,但理论基础上具有依附性。未来的研究将呈现内容多元化,视角多样化特点,并立足于更多新的旅游实践而发展。

日本南阿尔卑斯国立公园的适应性治理模式研究

日本的诸多国立公园在发展中逐步形成的适应性治理模式,是多个层面的政府与非政府行动者参与的基于学习的多中心协作和决策过程,是一种强调多边互动、多元合作的协商治理手段,对于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南阿尔卑斯国立公园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机构访谈和文献梳理,从治理基础和治理特征方面探讨了日本国立公园的适应性治理模式。日本国立公园的适应性治理模式是建立在该国特有的“地域制”基础上的,通过因地制宜采用分级、分层的多样性制度安排,最大程度将相关利益者纳入到决策制定过程中,形成一个多中心、跨层级的网络互动机制,并通过不断学习增强公园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以应对动态变化的环境。

传统村落社区演进韧性评估——以通道县皇都村为例

研究从演进韧性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传统村落社区演进韧性的具体内涵,运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因子权重,构建传统村落社区演进韧性评估体系,并以皇都侗族文化村为案例地,分析其演进韧性评价的结果.研究认为传统村落社区演进韧性评估体系包括社会、文化、经济、组织和生态5个一级指标和就业率、社会固定投资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数量、水资源等24个具体指标.皇都侗族文化村社区演进韧性整体呈稳步上升的趋势.

日本“着地型旅游”发展及对我国全域旅游的启示

着地型旅游是近年来日本旅游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模式。它强调地方视角和目的地主导,是以目的地区域居民为主体,挖掘当地资源,进行项目开发,由当地进行市场营销与游客招徕的一种旅游产业形态。着地型旅游发展模式可以总结为以观光立国和地域振兴为导向,以新旅游需求为基础,以多样化经营组织为市场主体,以个性化与深度化产品为主要供给,以相关法律法规及各种政策措施为支撑的一种新型旅游发展模式。着地型旅游对我国全域旅游发展在资源挖掘、产品供给、市场主体及政策支持等方面具有一定启示。

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流网络结构及季度差异研究

从不同季度研究旅游流空间格局能为旅游线路设计及市场开发提供参考。研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复杂网络分析法探究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流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季度差异。结果如下: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流网络中部密集、南北稀疏,以东京单核及大阪—京都—奈良三角核心区主导,核心—边缘结构显著;网络组块之间关联溢出效应显著,分为地理邻近型、零星分散型和从属依附型三类,核心组块2分布在日本关东、近畿、中部地方;不同季度旅游流淡旺季明显,节点可分为全年核心型、季度优势型、季度劣势型、全年边缘型和全年稳定型五类;根据优势流强度将节点对分为主输出型和互惠型,东京的主导地位极强且辐射范围具有“超空间性”。

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的内涵及形成路径——以世界遗产永顺老司城为例

为了解析群体间认同差异以及掌握群体认同的转变特性,首先从遗产认同的概念出发,从主客体的视角提出其操作化的定义,并构建了遗产认同的形成路径。随后在此理论框架下,以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为案例地进行理论演绎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半结构访谈法收集资料,运用话语分析法清洗资料。研究发现:1)老司城遗产认同的客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本身被生产、被界定、被再利用以及被破坏等的产物。即中央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场所,是被认定的各级遗产,是解决居民生计和提高生活幸福感的工具,亦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2)老司城遗产认同的主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附着群体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即政府和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眼中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遗产,是带动当地发展的旅游资源;专家学者用以研究土司文化的重要考古点;居民眼中增强族群凝聚力且带来生活改善的历史遗留;游客用以收获新知和感受民族情怀的民族文化遗产。不同群体的遗产认同表现出了非均质性。3)老司城遗产认同客体和主体都具有转变性,这是由在遗产化过程中遗产本身的功能以及遗产附着群体对遗产的不同利用所决定的。因此,根据遗产化进程制定相应的遗产发展战略,引导不同群体形成积极认同,正确展示遗产价值,对遗产保护利用、遗产地治理工作有重要意义。

日本乡村振兴中空间商品化的实践及启示研究——以岐阜县白川村为例

空间商品化的实践是开发乡村多样功能、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日本岐阜县的白川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进行空间商品化实践,并形成农产品供给空间、娱乐和旅游等消费供给空间、乡村居住空间以及乡村景观空间四种空间商品化的类型,从而实现了乡村振兴。其空间商品化的实践主要得益于独特资源和世界遗产名录的入选,这为中国农村特别是村落型文化遗产地在把握特有旅游资源、构建地区品牌、建设美丽乡村以及促进城乡人员流动等方面进行空间商品化的实践,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