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建设管理机制:概念、模型与有效供给

随着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改革过程中的制度性风险不断增多,亟需加强制度创新以应对现实挑战。作为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数字政府建设管理机制的有效供给是又好又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通过对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管理实践的持续跟踪,应用扎根理论建构数字政府建设管理机制的模型框架。研究发现,统筹治理机制、动态控制机制和资源供给机制是数字政府建设管理的核心要素,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系统关系,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均衡性、效率性和持续性提供了坚实保障,共同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当前改革存在着统筹治理不均衡、动态控制低效率和资源供给难持续等多重制度性问题,阻碍了数字政府建设管理机制的作用发挥。新时期提高数字政府建设管理质效,应健全统筹治理机制,增强数字政府建设管理的均衡性;优化动态控制机制,提升数字政府建设管理的效率性;强化资源供给机制,确保数字政府建设管理的持续性。

近二十年来国内公共服务研究的现状、热点及进展——基于CiteSpace的信息可视化分析

运用知识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分析1998—2020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的国内关于公共服务领域的研究论文,呈现20余年来国内公共服务研究的演进路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等内容,建构知识图谱。国内公共服务研究主要回答什么是公共服务、为何会进行公共服务、如何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服务的效果如何这四大基本问题,历经了由供给的“过程导向”向质量的“结果导向”转变的演进路径。未来国内公共服务还需着力于推进公共服务的多学科研究和加强公共服务的本土化研究。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放管服”改革研究

与政府规制行为相关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依旧存在着巨大的降幅空间,是未来“降成本”工作的难题。“重审批、轻监管、弱服务”等政府规制问题让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和市场运转等层面承受着高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政府规制自我变革的“放管服”改革,本身蕴含着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在要求,实质上是由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向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变迁。为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表面上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必须兼顾战略、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减少有限理性的负面效应,避免机会主义的行为陷阱,提升制度运行的整体效率,从根本上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力——基于混沌理论的分析

地方政府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主体,只有地方治理改革的成功,才会有国家治理转型的成功。基于初始条件敏感值、奇异吸引子以及自组织特性等混沌理论的核心要素,以2009年深圳大部制改革实践为分析单位,探究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从混沌理论来看,深圳大部制改革是一个多中心生态共同成长的过程。由于公共行政系统对初始条件具有强烈的敏感性,推动了改革实施的"蝴蝶翅膀"。而公共组织具有的"官僚属性"与"公共属性"之间的张力作用,使公共行政系统在不确定性状态下保持演变的活力。与此同时,自组织的学习能力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驱动力。正是这些核心要素产生的动力将深圳大部制改革推上了历史舞台,为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留下了难得的理论素材,为新时代深化地方机构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蕴含着极其重要的政策启示:地方机构改革必须合理定位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平衡公共管理系统内部属性之间的冲突,充分发挥顶层设计和知识资源的作用。

金融危机以来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力度研究

最低工资标准关系到低收入劳动者的家庭生活质量。如何设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和难点问题。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低收入劳动者的福祉能够在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中得到比较好的体现,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然而,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仍然偏低,难以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家庭的基本开销。加大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力度、使其与劳动力结构相适应、提高立法层次才是优化深圳最低标准制度的解决之道。

最低工资的政策伦理演变研究——基于深圳市的思考

揭示最低工资演变背后的政策伦理,不仅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为政府制定宏观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视角。由于路径依赖,深圳最低工资在政策形式上经历了由"效率优先"到"回归公平"的价值演变,但在政策实质上仍然遵循着效率导向的"生存工资"理念,政策效果只是在很低程度上满足了劳动者的需求。从正义原则来看,最低工资政策应是使低收入劳动者过有尊严的生活,促进社会公平。为深刻认知和缓解深圳最低工资政策的现实困境,变革最低工资政策伦理,引入"生活工资"理念,走向"公平优先",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

国内最低工资政策效果研究的文献综述

虽然最低工资政策在中国施行20多年,但是最低工资政策从施行到现在就争论不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最低工资政策的效果及影响问题上,其实也就是关于最低工资政策效用性这一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国内关于最低工资政策效果的看法可分为三种观点。虽然每一种观点都由于研究的假设前提、分析角度、模型选择和研究样本相异,而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但是中国最低工资政策必须要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来研究。

精细化治理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理念—技术—制度”的视角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路和必然手段,社会精细化治理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更进一步的拓展和探索。精细化治理是价值理念、技术嵌入和制度建设的有机统一,既代表以人民为中心与科学导向的理念追求,也强调技术嵌入的精准化,还重视制度体系的长效机制。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理念偏颇、技术至上以及制度滞后等困境,因政府理念无法及时更新、过度重视技术嵌入而忽视人文关怀、制度建设不完善而提高了治理成本,阻碍了社会精细化治理的推进进程。因此,需要以多元共治体系建构,破除理念的惯性之困;坚持技术与人文并重,防范技术“利维坦”困境;以规范化的体系建设,解决制度的利益之困。

建构政府与市场关系良性互动的营商环境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不够协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国际一流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法治化环境还较为薄弱,国际化水平仍有不足,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因此,必须深化改革,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以及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形成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新时代作风建设的三种途径

从本质上看,"四风"问题是行政伦理失范、法律规制缺失以及公共权力异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综合运用政治、法律和管理等多种治理途径,才能扎紧制度的笼子,持之以恒地正风肃纪。其中,政治途径关注作风建设"目的"层面的治理,法律途径涉及作风建设"过程"层面的治理,管理途径强调作风建设"手段"层面的治理。政治、法律和管理途径的相互补充,有助于避免单一途径治理的片面性,兼顾作风建设的针对性与全局性,推动新时代的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让领导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深圳市企业工会工作情况调查报告

工会是一个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群众性组织,在劳资关系博弈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日益复杂的劳资关系,深圳市在企业工会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这两方面上取得了值得借鉴的重要成果,同时存在企业工会代表性不足和员工认同感不高等问题。坚持规范民主建会,加快企业工会转型是改善深圳市企业工会工作的基础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