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困境及其破解路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的出台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减负政策实施效果不容乐观。本研究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和出现的诸多问题,旨在寻求破解之道。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已有政策中教师负担标准不明确,政策执行主体模糊;执行机构利益与政策目标存在冲突;目标群体处于被动地位,减负缺乏实效性;环境因素带来教师负担内容不断变化,现有政策不足以回应减负需求。基于此,破解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困境应注重5个方面:开发测量工具真实反映教师负担,规范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权限;将各级政府“减负职责”具体化,并将减负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构建政府部门间合作伙伴关系,共担减负职责;改进教师评价制度,加强专业评价,弱化行政评价;增强学校治理能力,厘清教师权利与义务。

部分发达国家中小学家庭作业政策的分析与启示

一直以来,中央层面高度重视学生学业负担问题,但作为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主体,我国中小学校却鲜有完善的作业政策出台。通过收集与分析多个国家较为成熟的中小学校家庭作业政策,建构了部分发达国家中小学家庭作业政策的基本结构框架,并阐述其具体内容,包括关于作业的认识与规定、相关主体的权利与责任以及作业效果的保障机制。家庭作业是家校共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调动家长主动作为,就需要我国地方政府和中小学校尽快制定家庭作业政策以完善“双减”育人机制,且政策要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同时学校要发挥好引领和兜底作用。

中小学校长价值领导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学校团队凝聚力的中介作用

随着学校发展方式逐渐从外延向内涵的转变,价值作为学校文化的核心内容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634名中小学教师为样本,探究中小学校长价值领导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及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校长价值领导与学校团队凝聚力和教师工作投入都正向相关,团队凝聚力与教师工作投入正向相关,且中介了校长价值领导与教师工作投入的正向关系。此外,相比于九年一贯制学校校长来说,小学和中学校长价值领导与教师工作投入的正向关系更强,但城乡学校校长间并无显著差异。

“硬规定”与“软约束”:中小学教研之困及其化解对策——基于学校管理者的视角

中小学教研流于形式,未能充分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普遍现象与学校管理制度密不可分。本研究从学校管理者的视角通过对B市X区中小学教研的调查发现,学校一方面面临着开展教研的“硬规定”压力,另一方面却只能对教师开展教研的行为做出“软约束”。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和教师自主权的缺失以及双方委托—代理关系所导致的弱激励。要化解中小学所面临的“硬规定”与“软约束”并存的困境,就需要从制度上保障学校和教师的教研自主权,转变教研评价方式,培养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打造研究型学校文化。

让中小学“进校园”活动回归育人初心

当前过热的进校园活动在给中小学校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存在着内容庞杂无序、管理主体缺位、教育功能缺失和形式主义泛滥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多重权力主体在教育领域的利益博弈、“条块”体系下教育行政权力的边缘化以及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弱化。为此需要强化统一管理,落实教育行政部门主体责任;坚持依法依规,完善进校园活动审核认定制度;明确育人导向,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和学生选择权,从而推动进校园活动规范有序开展。

我国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文本量化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

运用队伍建设工作要素一政策工具要素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有关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正逐渐从注重数量走向质量与数量并重。教师补充机制仍占政策内容的主导,其次是教师待遇保障及素质提升;国家采取的主要政策工具为规范型,其次是激励型和象征及劝诫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还发现,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流动性不强。优化相关政策,应重视农村教师素质内涵发展及其在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中的作用;正确认识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加强各部门的合作,打通管理权力制衡的壁垒;重视在职农村教师的待遇保障及专业提升;加强能力建设和组织变革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提高政策的政治合法性。

美国基础教育阶段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及其启示

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已成为教育发展的一个政策性选择,对于纠正功利性、短视性的教育观念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在家校社协同育人问题上有较早探索,形成了基于学校、基于家庭以及基于社区的三种家校社协同育人类型,每种类型下又包含若干实践模式。结合地方教育发展状况,在借鉴美国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典型模式下,可以进一步对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进行深入思考。

基于角色认同的高校勤工助学学生助理发展路径研究

勤工助学应该是高校全员、全过程和全方位育人的重要载体。合理设计勤工助学学生助理的发展路径不仅是提高高校人才使用效率的有效手段,而且是完善高校“三全育人”培养体系的重要抓手。以北京师范大学某部门为例进行质性个案研究,探索基于角色认同的高校勤工助学学生助理发展路径,进而增强职业角色认同,提升职业素养和能力。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分工理论的阐释视角

从社会分工理论视角来看,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工是社会生产力提高及学校教育规模扩大的结果,但同时教育分工本身也促进了学校功能的扩充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分工使个人权利和自由思想得到解放,各利益群体意识到并积极争取自身的教育权利。同时,政府单一主体管理体制面临效率低下和无法满足多元需求的窘境,因此,政府下放教育权,促使多元主体治理的局面得以形成。在教育管理权进一步分化、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情形下,政府需要实现分化和整合两大职能。分化即简政放权,整合即发挥政府"元治理"的作用,确保教育分工的各主体协调共进,共同实现"善的教育"。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困境与突破路径--基于组织系统理论视角

当前,城乡义务教育在由“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的过程中仍面临“城挤乡弱”的发展困境。本研究基于组织系统理论视角,发现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村薄弱学校办学尚未形成良性循环。通过组织系统理论中的循环系统分析发现,农村学校的教师留持率、在校教师专业水平、教学质量和特色将是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路径的关键突破口。为此,农村学校应通过促进学校内涵提升、激活学校现有资源和挖掘特色办学的路径来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国际比较视野下教师专业地位、工资待遇与从教意愿研究——基于TALIS2018调查数据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教师教学国际调查数据,上海地区教师的专业地位处于参与调查国家和地区的前列,且教师从教意愿高于平均水平,位列项目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分之一,但上海教师的工资福利满意度位于平均水平略微偏下位置。通过与各国家、地区比较以及逐步回归分析,发现上海地区教师的从教意愿受工资福利和专业地位影响较大,且二者具有不可相互替代的独立影响。上述国际比较结果表明,我国仍需要提高教师队伍专业性,树立教师专业权威;保障教师待遇,并维持教师工资增长率。

中小学教师专业自主权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

以北京9所中小学324名中小学教师为被试,采取专业自主权量表、职业认同量表、教师工作满意度量表,探讨了教师的专业自主权、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专业自主权与职业认同均可显著正向预测教师工作满意度;(2)职业认同在专业自主权与教师工作满意度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专业自主权部分通过教师的职业认同,对教师工作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用。

基于师资指数(TRI)的我国中小学师资现状分析

通过分析全国教育大数据,综合考虑了2013年到2018年间全国各省市从小学到高中各学段的教师数量与学历水平,并将各省市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提出了师资指数(TRI),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各学段的各省市师资综合指数(TRCI)。基于这两项统计指标,研究发现我国东西部师资的人员配置差异较大,两极分化现象短期内仍处于固化状态;北京、上海、江苏和天津地区对高中阶段师资力量的重视高于其余省市,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在小学阶段师资力量较强,而广西、河南、江西、贵州和四川等地区的师资水平在各学段都处于全国落后水平。

2000—2018年教育管理领域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计量学分析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核心合集,采用CiteSpace V软件等工具对2000—2018年刊登在《教育管理季刊》(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教育管理学报》(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教育管理行政与领导》(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Leadership)3种期刊上的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教育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内容集中在教育领导力、教育公平与正义、教育改革与政策上,“元分析法”成为总结纷繁不一的研究结论的关键方法,这也是近年来的研究趋势。以上分析对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启示有:一是要警惕领导力与学校效能相关研究偏向失衡的问题;二是要重视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三是要重视校长领导力在变革中的作用。另外,学校内部公平问题也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

义务教育课后服务的实践逻辑、经验与反思——基于23个典型案例单位的扎根理论研究

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是由多个主体建构的行动体系,其中行动者的互动构成了课后服务的实践逻辑。作为主渠道的中小学通过与政府、家庭、社会等进行互动以及实现自我能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课后服务体系,行动者通过内外联动解决了部分实践难题。为完善课后服务体系,提高教育服务质量,应进一步发挥政府的行动整合作用,确保学校的自主权,学校应主动利用课后服务提升育人能力,课后服务的影响性评估应得到进一步研究。

浅谈“财务机器人”背景下传统财会人员转型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个行业都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科技产品。在大趋势推动下财务领域也有了人工智能的产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继推出的财务机器人就是其中之一。财务机器人出现,能提高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简化工作的流程,但是它又会对财会人员的职能和就业产生影响。

义务教育阶段政校关系困境与出路——基于校长视角

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学校、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发生改变。但目前,政府和学校之间仍存在着一系列权责不清的问题。学校办学自主权缺失、安全管理等责任过大,而政府的教育职能行使既存在不到位,也存在越界的现象,且行使方式多以监督命令为主,缺乏服务理念。鉴于此,依法治教势在必行,政府需要进一步树立服务者的观念,为学校营造良好的办学生态,利用社会第三方的监督和评估功能,改善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

“进校园”活动过度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在中小学校内,各种各样的“进校园”活动屡见不鲜。虽然“进校园”活动有诸多益处,但由于数量过多且质量良莠不齐,不仅加重了教师工作的负担、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而且增加了学校的安全管理风险和成本。各方教育主体都应该以教育治理的视角看待“进校园”活动,学校在选择此类活动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其育人价值,以规范学校的办学秩序,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自发秩序理论下学校管理制度的建立与重构

自发秩序理论强调的是要重视自生自发秩序在规范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意义。制度建设作为学校管理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在建立阶段,需要重视组织的自发秩序,并且尽量避免完全依靠自己的“理性”来进行人为的制度构建,以人为本,重视组织的文化与传统,并从组织历史传统的角度来进行制度重构,以此保障制度发挥其应有的规范作用。

义务教育学校托管服务的困境与优化——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视角

义务教育托管服务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促进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义务教育学校是中小学生托管服务供给的主渠道,但在实践中面临着“角色不明、动力不足、能力不够”的行动困境。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行动规则模型分析表明:托管服务准入规则不明导致供给主体单一;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匡限了学校托管服务供给的主体性;成本分担和收费规则不统一造成了托管服务的区域不均衡;负荷过重和收益不明制约了教师参与托管服务的积极性。化解学校托管服务的行动困境,提高托管服务供给的质量,需要建立托管服务的分类规则,采取多元化供给方式;完善边界和位置规则,拓宽托管服务资源渠道;重构选择和聚合规则,优化托管服务经费保障体系;明确托管服务的收益与范围规则,积极回应各方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