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金融业就业市场景气报告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影响,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市场呈现总量压力上升的态势。尽管高校毕业生金融业就业市场变化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仍处于低位运行,供需之间仍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金融业不同行业和职位的供需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但均存在不同幅度的人才供给量上升和景气指数下降。东部地区的金融业人才需求量和供给量最为庞大,致使该地区金融业高校毕业生面临更大就业压力。不同行业分城市就业形势复杂多变,不同城市金融业供需状况随时间变化差异也较大。研究发现,中型企业招聘需求和求职供给人数最多,小型企业供需不匹配程度较轻,求职压力较小。国有企业因求职供给人数远大于其他类型企业,就业压力最大,外商独资和股份制企业就业状况相对好些,但同样面临供过于求的严峻挑战。

曾湘泉谈非常时期中国就业市场的新变化:机遇、挑战及对策(直播讲话实录)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千家万户,对政府、企业,特别是对劳动者个人都十分重要。近年来,海内外资本市场朋友也在密切关注中国就业市场。投资者在关注股市变化时,同样会关注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就业市场指标的表现。总体而言,中国就业情况是很不错的。过去十多年,中国在就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公认。2012年,我曾接受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总部的邀请,介绍我们对中国就业研究的一些成果,包括中国在就业方面的一些成功的做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人力资源管理变革——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专访

'从现在起,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个人力资源服务业要重新思考今后的变革。供给侧改革将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中国融入了世界,标志着中国经济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问题,过去是从需求,现在是从供给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发展,这与‘十三五’整个经济战略布局相吻合,同时也将预示着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一次深刻变革。'

环保税开征对就业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保护税的全面实施是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将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税开征使得应税污染物征收标准提高的地区的企业就业平均增加了7.13%,这一影响因企业所处地区、所属行业和规模不同存在显著差异。环保税开征不仅提升了就业总量,而且升级了企业的就业结构,显著降低了生产人员占比,提高了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占比。机制分析表明,环保税开征通过改变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生产来影响企业就业,其中改善税收扭曲程度和增加政府补贴是重要的外部环境变化机制,促进企业生产纵向一体化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是重要的内部生产转型机制。本文为进一步推动环保税制度的完善和实施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兼并重组、所有制与产能过剩——基于山西省煤炭去产能困境的案例分析

以山西省为例,深入分析了煤炭资源整合政策对国有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其化解产能过剩的困境。兼并重组中的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扩张诱发了国有煤炭企业的产能过剩和债务上升的结果,而沉重的债务压力和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信贷预算软约束进而又导致国有煤炭产能退出困难。最后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角度,提出了控制新增产能、引导产能退出和完善政府职能定位以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去产能的政策建议。

科学发展 成果共享 2007年中国人力资源重大事件回顾

2007年是中国人力资源领域不平凡的一年。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并指出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战略劳动关系管理:内容、挑战及展望

劳动关系是劳资双方在劳动过程中构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它包括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两个方面,劳动争议中涉及的劳动关系是权利和利益兼有的关系。劳动关系包括三个范畴,即学术建设、解决实际问题、道德规范。劳动关系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对工作场所问题的研究都包含了雇主、员工和社会这三种视角,只是其侧重点不同。劳动关系管理是以上三种解决途径的一个总和,客观中立是劳动关系管理的价值出发点。劳动关系管理应该从处处以资方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人力资源管理转向以劳资共赢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战略劳动关系管理。

个人效用、教育因素和岗位特征——基于我国中职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的研究

对四川成都和山东潍坊两地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发现其就业情况表现为工作强度和压力适中、工作环境较好、职业认同感较高,但薪酬收入比较低、工作时间比较长、岗位培训十分不足等。在此基础上,作者构建了我国中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包括个人效用层次、教育培养层次和岗位因素三大层次。其中,个人效用层次分为经济性因素、社会性因素、压力性因素和内容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包括工资、保险、福利、工资满意度、保险满意度和福利满意度;社会性因素包括单位内受尊重程度、单位管理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社会声望和职业发展满意度;压力性因素包括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内容性因素包括工作兴趣和专业对口程度。

改革开放30年回顾：人力资源管理在中国的探索、发展和展望

人力资源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是我国的战略目标，人才强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系统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人力资源管理在我国的探索和发展，展望新时期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任务，对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职校生就业力培养与就业战略选择

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要。相对于总量上的不足而言，职业技术学校所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与企业用人单位的能力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是困扰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深层次问题。针对交通行业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用人单位的调查研究表明，目前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为自我定位不好、实践动手能力差和复合适应力差；

日本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在中国环境下的挑战与变迁——以日本在华企业为例

为了适应来自外部劳动力市场、文化差异等方面的挑战,日本在华企业放弃了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为核心的日本式人力资源管理,转向寻求一种市场导向和业绩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日本在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这种变迁为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不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视角,并且对中国企业如何构建高效能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创新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述评:个体、组织、区域三个层面的研究

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因,人力资源作为创新能力的最根本载体,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在我国推动“创新国家”建设战略的背景下,以创新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建设成为重要的战略性命题。本文从个体创造力、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和区域人才发展战略实施的角度,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给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分析结论。

用规制调解“分配失衡”

市场化和制度性这两股力量互动的矛盾既是产生这类利益分配失衡问题的深层原因,在和谐与发展的基本导向下,他们同时也是解决这些问题。

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稳就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正确协调就业政策的五大关系

当前,就业政策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就业政策效果的有效发挥,有赖于正确处理就业政策的五大关系。包括: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及其细分群体的利益关系,平衡和选择各种政策目标,协调宏观政策体系及就业政策手段以形成政策合力,根据国情制定与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就业政策。

我国就业与失业的科学测量和实证研究

随着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公布的就业和失业数据与劳动力市场实际状况不相吻合的现象,这说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就业与失业的测量标准。因此,我们要从多维度完善我国的就业和失业测量体系。我们既要学习和吸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更要正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发展中国家就业和失业测量的一些特点和规律。

宏观国外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早期的人力资源规划更多的是微观企业的一种管理活动。在很长的时期里，人力资源规划的发展变迁是与微观组织密不可分的，即便到20世纪70年代，政府组织开始制定并实施人力资源规划，但仍局限于作为一个微观组织的政府内部。但是，到了90年代，人力资源规划领域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