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但是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民营企业管理还不规范,特别突出的就是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民营企业一般存在不重视人力资源的培养、业绩考核目标单一、企业文化缺失等问题,其原因在内部为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的缺陷,在外部为社会观念等。因此,需要改变民营企业的用人机制,发展完善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

明清时期豫商商业伦理的内涵及特点探析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商业活动频繁,逐渐形成地区性的商帮和商业团体,体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商业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商业伦理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伦理体系。这一时期,活跃于全国各地的商业团体,结合自身的地域特点,表现出了不同地域色彩的地方商业伦理,而豫商的商业伦理基本表现为正确认识财富、继承和合思想、重视诚信、提倡节俭。

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研究

城市警政区划是城市中警务区域的划分,是地方公安组织设置的空间基础,也是警察行为的空间体现,反映了公安机构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在1898至1949年间,划分原则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各有阶段特征。本文通过划分清末早期建警时期、清末巡警部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个阶段,对各阶段城市警政区划的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重点探讨其划分依据、结构特征和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总结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的演变规律。

古代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迁与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

我国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区域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与提高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极为密切之联系。也就是说,农业经济在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具备了无法被取代的重要作用。自古以来,我国就通过引进新的农作物品种、改进农业技术等手段以实现种植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进而推动区域农业经济实现更大的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古代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迁状况,并探讨了古代农作物种植结构变迁对于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内涵演变研究

当今学界对于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二者的内涵界定和关系阐述并不完全准确。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地理学科文献的解读,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三个阶段的演化:第一阶段,为传统方志地学与近代人文地理学交汇下萌发,以分类呈现人文事象为主的"人文地理学";第二阶段,为批判方志传统,主张以人地关系论为核心,并在法国学派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人生地理学";第三阶段,为批判人地关系论,在景观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背景下提出的"人文地理学"。在三个不同阶段,"Human Geography"一词未曾改变,但在中国代表的内涵迥异,相互之间存在部分的继承,但更多的是通过批判而形成的思想演化。其根源在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地方的学术环境及时代背景产生交融,继而形成内涵各异的学术思想变体。

清末四川邮政空间布局研究(1891—1911)

清末邮政经历了海关邮政与大清邮政两个时期,正是在区域邮务体系构建的时序性演进过程中,邮务机构和业务得到了扩充,邮务制度和职能得以完善,邮务节点和邮路体系逐渐延伸至区域内的各个层级。就空间分布而言,局所的分布态势并不均衡,主要以交通和经济等社会性考量为要,注重对区域内已有邮务体系的整合与利用,不断优化和发展邮路,使邮政整体分布在区域空间内梯次呈现。从空间布局来看,邮路体系侧重于对局所的辐射,呈单线串联状;由主架构向周围延伸,呈散射状;邮政系统覆盖整个川渝地区。

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军邮体系与职能

中国近代军邮肇始于民国之初。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根据战争需要逐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军邮体系,军邮组织机构形成了与普邮组织机构及军队编制序列基本对应的层级关系,军邮业务由少量的信函和包裹邮寄,拓展到承接汇兑储金等,这在中国军邮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体制的先天不足以及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国民政府所构建的战时军邮效能与实际需求间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其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民国时期重庆警政的区域建构与空间布局研究

民国时期重庆的区域警政构建过程始终与城市发展的轨迹相同步。在警政层级构建的时序性演进过程中,警政效用在立体的城市空间内不断延展和加深。从警事机构的职能演变来看,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深入与时代语境的转换,在区域内不断产生出新的警务需求,而区域警政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不断重构与调试。就空间分布而言,警事机构的空间布局以城市空间为依托,警务机构的选址由以人口为基数的单向考量逐渐发展为包含人口、交通、经济等多种要素的社会性考量。日益健全的专职性警事机构从产生到在城市空间范围内铺开,在空间布局上充分考量了自身的职能特性与区域功能特征。构建重庆城市警政时空格局并对其施加影响的要素是综合性的,既有特殊历史语境下对其施加的波段影响,同时也有重庆区域要素对其构成的长效性影响机制。

变局中的兴盛与衰落——抗战后期(1943年-1945年)重庆工业衰退原因再探

抗战后期(1943年-1945年)因内迁而盛的重庆工业走向衰落,造成这种衰落的根源可以阐释为市场需求的转型、战争环境对工业发展的影响、重庆工业集中布局的缺陷三个方面。市场方面,由于内迁工厂重建与复工高潮的结束,工业市场急剧萎缩,市场需求由初级成品向深加工转变,从而使工业产值跌落。1943年后因地域封锁和战局颓势,重庆工业原料供应日趋紧张,庞大的军费导致后方金融秩序的崩溃与物价飞涨对工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从工业布局来看,抗战时期重庆的集中工业布局导致建筑成本高涨,能源供应紧张,市场竞争激烈,运输压力陡增,这些问题随抗战后期内需的萎缩与战场的颓势而愈发明显。战时影响工业发展的要素是复杂多样的,在时代变局下快速崛起的工业经济往往不具备持久性。

從《新測重慶城全圖》看民國初年重慶的城市格局與功能

《新測重慶城全圖》是民國早期較爲全面地描繪重慶城市格局与功能的地圖之一,從政治、經濟、交通、宗教、文化等多個方面展示了當時重慶的城市概况。就城市格局而言,民國初年的城區範圍延續清末,南北以江劃界,西界爲臨江門至南紀門的城牆,全城在城牆的包裹下呈現出一種半島型城市的封閉格局。就城區街道而言,并不存在幹支差異,貫穿城區的主要街道呈現'四横三豎'的布局,但整體較爲淩亂,路况亦爲不佳。圖中所描繪的軍部、四川總司令部和鎮守使署表現了民國初年重慶有較爲獨立的政治和軍事地位,而在對較場口、文峰街北和陝西街的描繪上,又體現出城內部分代表政治和軍事的功能設施向經濟設施轉變的特點,體現出民國初年,重慶活躍的城市經濟,以及這一時期重慶正處於由傳統的政治軍事中心向着區域經濟中心和貿易中心轉變的過渡階段。

清末重庆城厢巡警区划分与近代城市功能的完善研究

重庆具有近代意义的警政实际建立于庚子新政以后,在这一时期,重庆设置了巡警总署并划分了巡警区域。从当时重庆巡警两大区,十二分区的划分和分支机构的布局来看,清末重庆的警政机构日渐完善、警政层级明晰,分区负责的城厢巡警制度已经较为健全。清末重庆所划分的巡警区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巡警区以警务需求和区间人口密度为准的划分原则符合当时重庆的城市格局。从城市功能区域来看,当时的警区划分充分体现了近代警区所具备的城市功能综合性原则,也遵循重庆城市发展的时代特点。这显示了清末重庆日益完善的城市警政和城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