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农村碳排放结构与碳达峰分析

分别计算了种植业、畜牧业以及农村居民生活的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并对其差异性和收敛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种植业和畜牧业均在2015年实现较为稳定的达峰,峰值分别为68821.02万t、39909.4万t二氧化碳,而农业农村整体的碳排放量在2017年实现了碳达峰,达峰排放总量为150039万t二氧化碳;在排放结构方面,种植业碳排放量所占的比例较大,基本维持着约50%的比重,而居民生活碳排放的占比急速上升,在2019年占比在30%左右,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就农业农村碳排放强度整体而言,泰尔指数变动表明差异总体增加,σ收敛和β收敛表明碳排放强度向总体平均水平收敛.农业承担粮食安全的重任,在碳达峰之后,在完成碳中和目标的同时,还应保证粮食产量.未来应在提高耕地质量、推广高产低碳品种、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以及提高技术水平几方面作出努力,以提升农业技术效率,实现持续碳减排.

室内装修甲醛污染健康效应及经济影响评价

基于室内甲醛浓度质量守恒定律,构建包含室内温度、湿度和换气次数等参数的甲醛浓度动态质量平衡模型,运用美国环保署(US EPA)的健康风险评估模型对甲醛污染致癌风险进行评价,在估算装修比例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室内装修甲醛污染致癌人数及经济损失,并使用蒙特卡洛模拟进行不确定性与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①2020年全国室内装修后甲醛浓度平均值为146.89μg/m^(2),甲醛暴露致癌风险平均值为9.07×10^(-4),两者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北方呈现“冬高春低”的季节分布特征,南方呈现“夏高冬低”的季节分布特征,新疆西部和内蒙古西部装修后甲醛浓度及致癌风险最高.②2020年全国住宅装修比例为14.4%,这导致甲醛污染致癌人数达2548人,占我国新增癌症人数的0.06%,南方甲醛污染致癌人数高于北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甲醛暴露致癌人数高于其余城市群.③2020年全国室内装修甲醛污染直接造成DALY达到21656人年,经济损失达258.88亿元,占全国GDP的0.026%.④蒙特卡洛模拟表明,中国室内装修甲醛浓度与致癌风险均值与点估计基本保持一致,两者相对误差均保持在5%左右,敏感性分析表明暴露时间、换气次数、甲醛释放速率是影响甲醛暴露健康风险的最重要因素.未来应进一步重视室内装修引起的甲醛致癌风险,居民应主要通过减少在装修环境下的暴露时间,增加室内换气次数和合理调节室内温、湿度上预防甲醛的危害.

产权分割对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过度的产权分割会导致“围栏效应”而降低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基于第6、7、8三次国家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以山西省、吉林省和江西省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广义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产权分割对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各省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水平不高,且地区间差异明显.产权分割对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有负面作用,会导致群落组成与结构指数的显著下降,但对景观格局则会产生正面影响.生物多样性在产权分割与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产权分割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并通过改变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完整性产生负面作用.本研究为推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现实参考.

中国植物染生态产品产业价值实现模式调研及建议

文章从中国纺织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植物染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新产业链,建议启动中国植物染生态产品产业价值实现模式调研,系统全面地评估中国的植物染产业。

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节能减排效应研究

为探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节能减排效应,基于2015年~2021年13万余家工业企业大数据样本综合测度数字化转型水平,并运用固定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分析数字化转型水平对企业能源强度及其所在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每增加1%,对应能源强度降低1.907%,碳排放强度降低1.416%.(2)基于省级异质性的分组证明,各省、直辖市以及自治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本身较高的地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资金及技术禀赋的直辖市以及数字化相关的试点地区,数字化转型水平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明显较强.(3)数字化转型水平的节能减排作用有明显空间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水平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为负,且间接效应均大于直接效应.

淮南市煤炭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及驱动因素研究

高强度煤炭开发在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又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造成严重的破坏,在此背景下探究煤炭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耦合关系及其驱动机制,对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典型煤炭资源城市——淮南市为例,在构建煤炭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容量耦合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揭示了2005—2018年淮南市煤炭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度的时序变化规律及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淮南市煤炭开发强度由中强度开发水平逐步过渡到低强度开发水平,生态系统服务呈“L”型下降趋势,两者耦合度于2005—2010年间不断升高,但于2011年之后呈下降趋势。采煤土地塌陷面积占比、食物生产服务是淮南市煤炭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的主要内部驱动因素,其与耦合度的关联度分别为0.7284、0.5831。环境治理水平、煤炭产业依赖是耦合关系的主要外部驱动因素,其与耦合度的关联度分别为0.9492、0.8483,其余驱动因素按影响程度从强到弱排序依次为生态环境质量>煤炭产业经济效益>煤炭产业效率>环境治理投入。该研究可为资源型城市煤炭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煤炭资源型城市煤炭开发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发展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淮南市为例

[目的]研究煤炭开发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发展演变及驱动机制,对推进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方法]结合煤炭城市生命周期理论,在分析煤炭开发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发展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采用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揭示2005-2018年淮南市煤炭开发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度时序变化规律及主要驱动因素。[结果]研究期间淮南市煤炭开发综合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水平呈缓慢下降趋势,煤炭开发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度基本处于0.5~0.7之间,二者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由勉强协调-煤炭开发滞后阶段逐步过渡到中级协调-同步发展阶段;环境污染治理、居民生活环境需求、产业转型是淮南市煤炭开发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与协调发展的关联度分别为0.910 2,0.817 8,0.807 0。[结论]研究提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煤炭开发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发展演变规律,揭示了淮南市煤炭开发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发展演变态势及驱动机制,可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行为选择及支付意愿——以北京市居民为例

本文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了北京市居民对大气细颗粒物(PM2.5)健康风险的认知状况、行为选择及降低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182.5%的居民认为北京市空气污染较为严重,52.4%的居民知道雾霾天气是由PM2.5引起的并认为其会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带来影响,92%的居民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责任。2在降低风险的行为中,能够节省生活成本、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符合日常生活习惯的行为得到了最积极的响应,而会降低居民生活舒适性和增加生活成本的行为支持率相对较低。3在降低3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22.78元/月;在降低6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39.82元/月。而且,居民的个体特征、经济条件、居住位置、交通方式、认知水平及风险沟通等因素,都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可持续发展新里程:问题与探索——参加“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思考

"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决定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肯定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决定建立更加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框架;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这是"里约+20"峰会取得的重要成果,这项成果开启了可持续发展的新里程,其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将是学术界不懈努力的方向。在《我们憧憬的未来》的框架下,整合现有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综合考虑各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的特殊性,认为可持续发展研究需要在以下6个方面做出努力:①绿色经济的概念、发展模式与政策创新研究,主要包含了绿色经济的内涵;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绿色经济与就业、脱贫等之间的关系;衡量绿色经济的具体指标体系;对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经济发展绿化程度的测度;绿色壁垒的形式以及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发展绿色经济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政策创新研究等。②自然资本核算、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主要包含了自然资本的内涵;自然资本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各种生态服务之间的耦合关系;如何建立基于自然资本核算方法体系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投融资及其运行机制和生态补偿方式;如何从法律、体制、机制、政策等多层面构建一套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政策和制度保障体系等。③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研究,主要包含了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冲突机制及有效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管理体制的研究;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应该如何应对在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压力和责任及经济全球化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等。④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包含了科技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各类型产业可持续发展技术(或者是低碳技术、绿色技术等)的识别、评价和预测;可持续发展技术的创新机制研究;如何通过加强可持续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⑤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机制研究,主要包含了提高可持续发展中转移支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基金)、生态税、税收差异化等财政手段效率的体制和机制创新问题;如何推进投融资渠道和方式多元化,实现资金供给与资本结构优化的协调互动和资金配置与运作效率的高效互动等。⑥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参与机制研究,主要包含了系统研究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创新的可行路径,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分析框架;研究与设计能够在宏观(或共性)层面和微观(或个性)层面有效运行的参与机制;研究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创新的制度相容性和实践可行性。

湿地经济价值的研究

湿地是一种有着较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它可以为经济系统提供多种服务,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湿地的经济价值来源于湿地内部生物、物理、化学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湿地规模大小、作用性质和该湿地所处的人类社会经济环境。近年来,有关湿地经济价值评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系统分析了各类湿地经济价值,探讨了对湿地经济价值进行评估的理论依据,同时概括总结出了对各种湿地服务功能进行评估的方法。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五马河流域为例

五马河作为赤水河的支流,为下游酒企提供水源,该流域具备实现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条件.通过CLUE-S模拟该流域现有及未来到2030年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两种情景下的土地利用/覆被情况,进而依据InVEST模型对该地区的产水量、氮磷元素消减量和泥沙持留量三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最终求得该地区当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为4.1825亿元,在未来两种情景下的价值总量分别为4.1759亿元和4.1622亿元.同时,通过对当地居民及酒企进行生态补偿意愿的调查,得到符合各利益相关方意愿的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2.74亿元/a,而使用发展机会成本法求得该流域发展权损失为1.78亿元/a.结合上述结果,确定了五马河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区间,并以该区间以及SWOT分析为基础,设计了五马河市场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产品的概念、分类及其市场化供给机制

生态产品是指维持生命支持系统、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环境舒适性的自然要素。物质产品、文化产品和生态产品是支撑现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三类产品。生态产品的生产是一种专业性的社会生产活动,要充分认识到生态要素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以及为了生产生态产品所必需的投入。生态产品可以具体分为全国性、区域或流域性、社区性公共生态产品和"私人"生态产品。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方式主要包括:①直接市场的经济交易。通过生态产品的产权界定,可以将其转变成私人产品,并通过直接市场的经济交易实现供给,例如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林权交易等。②生态资本产业化经营。生态产品是一种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生态资源,即是一种生态资本,尤其是能够提供环境舒适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生态资本产业化经营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现实手段,合同外包和特许经营等都是一种常用的产业化经营方式。③生态购买。是指政府部门与市场主体签订合同或协议后,由后者生产某方面的生态产品,政府来负责监督合同的履行,并向后者支付费用,它是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购买市场主体生产的生态产品。为了保障生态产品市场化供给的有效运行,政府应完善与其相对应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安排,具体包括:明确生态产权并降低交易费用;合理构建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建立各个层次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体系;对生态产品的市场供给进行有效监督等。

三江源区生态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价

采用权变评价法评估了青海三江源区生态资源的非使用价值,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三江源区生态资源的非使用价值为453.06亿元/年,其中存在价值为236.36亿元/年,遗产价值为125.91亿元/年,选择价值为90.79亿元/年,人均支付意愿为76.30元/年.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表明,对该区的了解程度、关注程度、重视程度、年龄、个人收入、教育程度等因素均影响其非使用价值评价.

“围栏效应”:产权分割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哈丁的"公地的悲剧"理论模型说明在产权不明晰时,个人使用公共资源付出的成本就会小于社会为其付出的总成本,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科斯定理认为,通过有效的产权界定,经济系统最终就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科斯定理的理论基础上,各国对于草原牧区的管理都注重产权的界定。为了对牧区草场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我国也相应的建立了以"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的草原牧区管理体系,在各大牧区推行"双权一制"的产权模式,鼓励牧民设立围栏来明确自己对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这一产权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地的悲剧"问题,但是围栏的设立却忽视了生态外部性问题,其对于生态系统内部平衡的扰动以及破碎化等一系列负的外部性完全交由自然承担。这种"围栏效应"具体表现为:对牧区野生动物的取水、觅食以及迁徙等活动造成严重影响;影响物种的自然选择与繁殖,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破坏草原食物链,不利于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使得草原牧区生态质量参差不齐,并与游牧民族传统放牧方式相冲突,影响牧民的生活方式。通过"围栏效应"可以发现,科斯定理在指导人类社会实践中面临着考虑外部性问题不全面、机制设计不健全等问题,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对科斯定理进行修正。为了解决围栏设立所带来的生态外部性问题,需对牧区草场管理进行制度创新。建议采取如下措施:建立社区共同管理的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将各合作社草场划分为生产性草场和保护性草场,分别进行管理;在各个自然保护区之间建立生态廊道等。

空气污染健康损失中统计生命价值评估研究

采用权变评价法(CVM)评估了我国空气污染健康损失中的统计生命价值,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空气污染健康损失中的统计生命价值约为100万元/a.区间值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人均年收入、健康和家庭规模等因素对统计生命价值均有显著影响,但是城市的不同对统计生命价值并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CVM的城市大气细颗粒物健康风险的经济评估——以北京市为例

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北京居民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居民为PM2.5年平均浓度降低30%、45%和60%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71.60元/月、85.66元/月和94.31元/月.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风险特征、风险情绪、风险沟通3个维度衡量风险认知,构建风险认知与支付意愿相关模型,分析表明风险认知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37;风险认知3个维度中风险情绪反映度最高,负荷量为0.95,且风险情绪中'现实满意度'影响最显著,负荷量为0.71;风险特征中PM2.5健康风险发生可能性、后果严重性影响程度最高,负荷量均为0.85;个人特征能直接或通过风险认知间接影响支付意愿,总影响系数为0.47,且个人特征中受教育程度与收入表现出强共变性,共变系数为0.67.

我国各省区CO_2排放状况、趋势及其减排对策

了解我国各省区CO2排放现状及其成因,是制定CO2减排政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依据。本文运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方法学,对我国各省区从2000年到2007年间由化石燃料消费以及水泥生产过程所产生的CO2排放量进行了核算。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各省区的CO2历史累计排放量、人均排放量、排放强度、排放量对GDP的弹性系数、单位工业增加值的排放量等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历年来各省区CO2排放总量排名基本没有变化、煤炭工业对各省区的CO2排放状况有重大影响、经济结构转型较早的省区CO2减排效果较好、一些省区CO2排放总量低但排放趋势却不断恶化、CO2排放的区域转移十分明显。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创新、环境规制与绿色补贴

践行“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企业创新是保证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策略。但绿色技术的“双重外部性”使得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环境规制的存在降低了负外部性存在的可能,促使企业选择新技术以降低污染治理成本;绿色补贴针对绿色项目和技术提供资金支持,缓解企业技术溢出正外部性所承担的高成本与高风险压力。以此为理论基础,可以验证企业创新与环境规制、绿色补贴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有调节项的面板模型,基于对2318个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具体表现为其对专利申请量的显著正向影响;绿色补贴可以提升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力,反映为其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显著正相关关系;绿色补贴作为调节因素,有助于促进环境规制背景下企业创新的综合水平,即增加了企业的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被引量。环境规制和绿色补贴的结合实施更有助于企业创新。

节能减排的关键在于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

节能减排目标的完成需要政府实施卓有成效的环境管理,而政府的环境管理水平最终是通过地方政府的执行力来体现。本文具体分析了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内涵、构成要素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强地方政府执行力的一些具体建议:包括强化环保部门的权威、大力培育地方政府的执行要件、优化地方政府的整合机制、完善地方政府环保绩效评估机制、创设适宜的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