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论“鸳蝴”的态度变迁及其关于“通俗文学读者”问题的思考

茅盾在1920年视鸳鸯蝴蝶派为封建丑恶势力,到了1928年却主张要表现通俗文学读者的痛苦和情热,这一奇特转变源于他主持《小说月报》改版时的受挫经历,而更深刻的根源则在于其对中国文学现代抒情传统的自我反思的深化,即如何认识和反映现代文学所朝向的“大众”主题。通过相关书信和文论,可发现茅盾的文学观一步步从“精英”到“大众”的缓慢而深刻的转变。因此,《从牯岭到东京》中他主张文学要重视和表现占读者大多数的“通俗文学读者”群体即“小资产阶级”(主要指小市民、小商人等),其实是从过来人的角度给更新的文学者(革命文学家们)提建议,这也是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抒情传统强调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本质特征的重新发现。

非政府组织参与涉外社区医疗服务研究——以广州市小北路非洲人社区为例

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广州超过1.6万非洲人居住的现实背景,本文首先对广州非洲人的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及供给情况展开了研究,该群体聚居区相较于我国其他地区的国际社区,具有流动性大、非法居留者多、经济收入相对不稳定、多质态等特点。相应地,影响其选择就医途径的因子也具有独特性。笔者通过实地访谈的方式,探究了"小病到社区"模式无法实现的原因,进而构想NGO与社区服务中心展开合作的途径,以提供更加便利的就医体验,解决广州非洲人社区融入度较低的难题。

王国维“维新”思想之渊源及其对“现代美学话语”的建构

在传统研究中,王国维常被视为“审美现代性”的代表,与梁启超等维新派所代表的“启蒙现代性”形成尖锐对立。但这样一个视角忽略了王国维与维新派的相似性,以及王国维承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又开展“现代美学话语”建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分三个层次展开:首先,王国维的启蒙意识是在康梁的政治维新思潮影响下逐渐发展壮大的。其次,在借道日本以师法西洋中,王国维的文化维新思想逐渐成熟,具有启蒙与审美的双重维度。最后,王国维的中国现代美学话语建构在从政治维新的“救世”到文化维新的“厌世”转向中又生长出了“抒情现代性”或“现代抒情”维度。从审美、启蒙、抒情三位一体的角度展开研究,有助于发掘王国维与当时维新派从古典到现代转型中的某些相似性,探讨创造性地转化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开展中国现代美学话语建构并进而唤起个体和民族的启蒙意识。

中国革命与文艺的现代性

中国是后起现代化大国中唯一经历过漫长政治和社会革命而获得民族解放的国家。政治革命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重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而社会革命则意味着为实现此目标同时发生相应社会秩序的重组,人民生活按照与此前不同的原理进行。这两件事的发生重新塑造了中国文艺的现代性。

启蒙的反噬——张竞生提倡性学的悲剧

三种因素齐聚在张竞生的人生里助力他做了现代性学启蒙的第一人,在新文化形成潮流之初掀起了私人生活领域的性学革命。这三重因素是他不满旧式婚姻和家庭关系、改造旧习俗和社会的大心志以及发端绪于法国“十年情场”的心得和收获。但是他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做事,不但为舆论所不容,也为新文化阵营人士所不取。中西思想的不同和价值观的落差遂使近现代以为自己取得西方“真经”的启蒙之士自当先锋,一骑绝尘,不顾本国情形和风土民俗。他们的言行乖离大众,遭受启蒙的反噬。张竞生的性学启蒙就是个悲剧性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