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干部体制与韦伯官僚制

既有的发展研究认为,韦伯的官僚制是刺激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制度要素。这一制度以可预见性、非政治性、去人格化,以及法治导向为基本特征。以此为标准,中国官僚制并不符合韦伯对理性化科层制的描述,政府质量与腐败控制状况都令人堪忧;但以公共福祉为衡量标准,中国经济发展对社会生活质量的提升却又世所罕见。这就构成了比较政治学者必须回答的一个“中国悖论”。

困境与出路:中国草根NGO现状调查

过去二十年,中国非政府组织（NGO）数量呈现井喷状况,由1980年的四千余家增长到2013年的五十多万家。而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相称,尤其缺乏对近十年来大量涌现的草根NGO的关注。为补此阙,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安文杰（Anthony J.Spires）、陶林（Lin Tao）、陈健民（Kin-man Chan）在《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2014年第71期发表《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支持》（Societal Support for China’s Grass-Roots NGOs）一文.

“失败国家”范式在美国

至晚从2005年始．美国和平基金会与《外交政策》每年联袂发布“失败国家指数”，预警国家失控的危险。据说失败国家至少具备四个特点：失去或不能维持领土控制；集体决定权受到侵蚀，不能提供公共服务；不能以全权身份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劳动关系的变革实验

公共管理著名期刊《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日前推出“中国的劳动、工人与劳资关系问题”专号,导言以“中国劳动关系的实验与去中心化”为题,点明全刊主旨。文章认为,中国劳动关系问题必须放置到经济改革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是高度实验主义和去中心化,由此必然带来高度分化的劳动关系,从而很难从整体上设置一种进路,去适应各种不同的地域、部门、劳动力构成和所有制形式。

现代通讯技术与抗争政治

据统计,2013年底互联网移动设备的数量超过了全世界人口总数,其中最为迅猛的移动流量增长发生在中东和非洲地区。这一趋势显示出过去十年中至为重要的两个问题。第一,技术迅速创建了一个高密度的全球通讯网络,将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紧密联系起来。第二,这一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愈见普遍。依靠强大的移动设备和无线网络,信息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进行分享与接收。

亚投行:破解治理难题

自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创议以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受到了广泛关注,被视为中国近期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外交举措之一。在亚投行筹备过程中,中国反复强调设立该银行的必要性在于“亚洲地区需要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同时将其正当性建立在对亚洲欠发达国家的意义之上。

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三种可能解释

传统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大体存在两种主流解释。第一种来自新自由主义,认为根源于市场所主导的经济改革和制度确立。国家中心论则认为,国家拥有强大的行政能力,赖此保护各项政策稳定地、持续地助推经济。二者均有合理之处,但也面临解释上的困难：前者无法说明高速发展的经济为何能与高度的国家干预并存,而后者也忽略了亦有不少政策造成了不良后果、甚至严重损害。

中国软实力的破冰之道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在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面临一系列关键选择：以往的改革措施无法继续支撑未来的持续发展,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已达临界,若不深化改革,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制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于2014年10月1日公开发表题为《中国走到十字路口：十大改革挑战》（China at the Crossroads：Ten Major Reform Challenges）的文章,建言中国发展之道。十大挑战对应十大建议：经济改革,激励创新,缓解社会不平等、不稳定状况。

斯蒂格利茨:美国应如何回应“中国世纪”

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2015年1月的《名利场》 （Vanity Fair）上以《中国世纪》（Chinese Century）为题,不无夸张地指出：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中国在2015年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就该观点的学术性加以缠辩,或许会错失问题的真正价值.这套修辞背后的真实意图乃是：中国世纪的到来已是大势所趋,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如何接受这一经济现实,并对这一转变做出恰当的反应.

中国外交:从大国转向周边

2014年11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引起了海内外政治观察家的广泛关注,有论者认为此次会议将会在中国外交领域中引发近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变化.官方报道称,会议旨在明确新形势下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习近平所做重要讲话更是将之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起来.

合法性政治与东亚一体化

区域一体化作为一种理念或许早已成亚洲共识,但目前亚洲地区主义呈现出何种复杂的面貌,未来需要一个怎样的亚洲地区主义,尤其是在更为敏感的东亚地区由哪些力量来推动地区一体化的进程,诸如此类的问题迄今并未获得明确的答案。现供职于美国拉法耶特学院的韩裔学者朴瑞贤（Seo-Hyun Park）、曹日贤（Il Hyun Cho）在2014年6月出版的《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杂志上,共同撰文对此状况做出了独特分析。

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空间观念冲突

二战之后，海洋成为国际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12海里领海宽度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承认．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愈演愈烈。对此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而多数研究均将领海主张置于事件史中加以观察，也即将问题的由来、发展、走向当作一系列事件前后影响的过程。

亚洲:分权治理≠中央权力削弱

以中国经验而言．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不断推进的中央行政、经济管理权力下放及地方自主性增强．多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行政基础。放眼整个亚洲，伴随着威权政治转型和迫切的城市化、工业化要求,也有更多的人认为分权治理在各层级行政区划内都会带来更加有效、更具回应性的治理效果。

中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过去与未来

随着十八大后中国反腐态势不断推上新高度，国外学术界逐渐将目光聚焦到中共反腐的内在机制和动力模式上来。《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于今年第3期（总第214期，2014年9月）刊载论文《党内反腐：中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the Party：China’s 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作者郭学志（音，供职于美国吉尔佛大学）对以往着墨不多的纪委系统在历史沿革、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

公共政策比较视野之下的中国崛起

2014年6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学术季刊《代达罗斯》（Ddalus）推出中国研究专号（春季刊）。开篇文章《成长的烦恼：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操觚,兼具破题与点题之用。对西方学界而言,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向来棘手。

美国政府的大数据之策

5月1日，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以国家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的研究为基础，向奥巴马提交了一份名为《大数据：把握机遇，维护价值》（Big Data：Seizing Opportunities，PreservingValues）的报告。

布鲁金斯学会谏奥巴马

2014年度的布鲁金斯学会（（总统简报》（以下简称“报告”）延续了上年度的体例风格，将美国可能面临的外交挑战细化为按不同优先级别罗列出的“待办事项”。本次报告预计世界局势将更加不稳定，美国在其中的角色也愈加不确定．为此美国需要发挥强大而有效的领导作用来扭转局面。

中国能从一战中学到什么?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由此也刺激了又一波学术热潮。乔治城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中国研究新锐Erik Voeten近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指出：最新研究成果表明，1914年的欧洲深蕴五大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