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朵的诗

木朵的诗,从诗的感觉和印象来看,这是一位对诗有深入理解,并颇有创造力的诗人。木朵善于从日常生活的不同场景撷取诗的要素,以深入的感悟和独到的判断形成诗的结构,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以及无法把握的命运,身体的经验、感情的经验、内心的经验。其中那种细微的心理波动,单纯却并不单薄,是舍弃芜杂的凸现,增大了诗的强度,尤为动人心魄。

木朵的诗

木朵的诗有散文化的特征,这自然是指诗的语言方式,诗的品格则具有象征意味。木朵对事物的审视不是企图说明什么,而是于事物的变化转换之中寻求其文字背后的意义,于简单中寻求丰富。

翟永明访谈:在克制中得寸进尺——与木朵的对谈

木朵:以你的近作《哀书生》为例,你对于标点符号的运用并不重视,你是如何看待转行的技巧与诗句铺开时不知不觉生成的语调的——在这些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关照,比如有些诗就是针对它们而写?这首诗的体态,也即分节方式。

别裁伪体亲风雅

木朵:要了解一位作者写作的底蕴,或迅速判断他属于一个怎样的弄潮儿,可以通过这么一个中介来达成:他的私淑对象是谁?——根据他对先贤的选择,他的读者可以断定他的品位;而“品位”正是一溜登堂入室的台阶。结合《致导师》和《老子、博尔赫斯和我》这两首诗来看,你的导师远及老子,近推博尔赫斯:这两位先贤通过选择你这个隐形弟子再一次现身于当世。

标准的反骨

衡量诗的好坏的标准是在诗的生产过程中同时孕育,还是要从诗的圆周上去找那轻轻触碰的切线呢?在群情激愤的形势下,任何标准的提出都可能被认为那无法亲吻圆周的直线在自甘堕落。一般而言,"标准"意味着受约束,同时,"标准"的讨论往往还意味着文学批评家竭力要弄清什么。标准应是与共识有关的东西,但审美与鉴赏因人而异,达成共识几乎不可能。所以,现在所做的工作无非都是在可能存在的标准与描述标准形貌的修辞之间建立一条通道。我们所谓的"标准",首先是一种标准的意识微澜,然后,是一种在言辞上溜达着的标准形体。

系船应有去年痕——江西诗学六十年回眸

一诗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诗只能是宗教。——公刘《诗是宗教》(1998)什么叫传统?我以为,传统是条河,古人在上游,今人在下游。——公刘《答客诮——兼及新诗写作中的若干问题》(1998)

成为诗歌世界的立法者——与诗人王子瓜对谈

木朵:让我们从一个句法结构中入手:“风暴过了五月,铜铃般的肺腑/悬满了边境。”(《早晨的向度》)这是一首诗的开篇,这里的“肺腑”更像是关关之雎鸠,一个兴起烘托之摆设,并无实质的、具体的人事。

共谋一个激发存在感的方向

木朵:个人风格或时代风貌常以分期方式描述,好像从中剪出一绺阶段性特征,才算得上真功夫。圣人打发个人牛涯,也注明各个时期的修养目标,我们若以此阶段比彼阶段有所进步的套路,来谈论一位诗人留下的印象,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障眼法;诗法似乎从来就是无尽的虚实交配,或是空欢喜里的拾遗。多年前,你持"最高批评必是道义批评"观念,不知今时有无进化?而一首诗的双重署日,是否也算后来居上的审美定律的应用?看一个人诗与诗学的三十年历程,如何分门别类才能得到清晰的轮廓?萧开愚:每回被迫重读旧作,部想读出现在。

泉子访谈:诗在语言的失败中得以凯旋

木朵:在《诗之思》这份诗学笔记中,头一条就是关乎"诗歌的道德"。其实观察这些措辞——"不应该"、"必然是"、"不是……而是"——就能发现你在给自己设立写作的戒律和观念的藩篱,并希望自己步入正轨,而不被一朵摇曳的野花所引诱。对你而言,"瞬息的情绪"、"偶然事件"如果不能被当事人发现其中的奥义——通向永久、必然的秘道——就是廉价的、不值得记录在案的:"

西湖称之为我的婚床——潘维访谈

木朵:我希望这次访谈能成为你回顾自我的一次小憩。大概是2001年我从诗人何家炜的一篇批评中获悉了你的一点消息:一首长诗的作者。它就是我至今还有印象的《太湖龙镜》,20首二十七行诗。如今来看,

访谈:臧棣:诗歌就是不祛魅

木朵：先从你的两个同名诗（《未名湖》）开始吧。一个是2001年4月写的,有这样的句子：＂一只雀鸟/和两卷刚拍摄过的/胶卷的质量非常接近——＂;一个是2003年3月写的：＂春天的早晨,这小湖/平静得像草原上的小火车站。＂通过＂小火车站＂架构整个骨骼。我注意到两个作品都是没分节的,都遵从着某种语言的惯性和无比细腻的词语操持力展开叙述。你认为两个作品有哪些区别？

有何新意可言?

木朵(以下简称木):初读你的诗集,我有三个方面的印象:其一,你注重诗的体态,比如十四行体、"三行一节"的体制,乐于在一种自我约束中寻找能承载万般感受的容器;其二,你的诗风并不晦涩,有意象派的辙迹,主语"我"揽下了诸多重活——以之为主导的句法结构对现代文明与症状进行体悟与梳理;其三,一部分论及他人命运的诗,几乎是对一则新闻报道的复述。

非马访谈:诗是我向社会的发言

木朵:对于一位年近不惑的读者来说,你在四十岁之前所写的作品已是一个未知之谜:他想以四十岁为分水岭,来判断你在这一时期之前与之后,风格上的渐进与突变,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与模型。这是一把打乱了次序的牌,而且他的手指间一下子捏不住日趋增多的牌。这副牌以何种秩序秘密运行呢?或许,只有邀请它们的作者来参与牌局,听你轻叩桌面,才能找到每张牌之间的联系。如果昌耀还活着,作为同龄人,也许他会是最了解你写作中阶段性特征的读者之一;如果你长期生活在大陆,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你的激情似火。

杜鹃的啼哭已经够久了——朱朱访谈录

木朵：2000年9月，你在南京召开了新书发布会(诗集《枯草上的盐》和散文集《晕眩》)，提到“当代诗歌的前景是悲观的，诗歌正处于零下30度的境况”，以及“诗歌到评论这一步就已死亡”(诗歌应该在“诗人—评论—出版—读者”这个循环中生存)；而且你被称为“南京硕果仅有的诗人”。现在离那阵子快三年了，你的观点有改变吗?“南京”作为你一种身份的前缀，它有哪些趣味? 朱朱：诗人们自身的努力从未停止，我看到众多写作者的灯盏亮起在整个版图上，其中有熟悉的也有陌生的，明亮的或者微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