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移民政策的思想动因研究

秦始皇移民政策的背后有较为复杂的思想动因,是其治国思想的一种反映。对秦始皇移民政策的梳理与分析后发现,其思想动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法术势相结合,加强君主专制;建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信奉"五德终始说";对秦国历代移民政策的"继承"。

辛亥革命后日本舆论界对中国共和制度的关注与讨论

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共和制度的建立,国体、政体的讨论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要议题,日本思想界对此同样予以了关注。1911年末至1912年初,东京的《太阳》《早稻田讲演》等杂志,较为集中地刊载了许多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共和制度建设问题的讨论文章。其中,矢野文雄、浮田和民持观望态度,高田早苗、平野英一郎等对中国实现共和制抱有期待,而有贺长雄、青柳笃恒则持怀疑态度。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修订期间,日本国际法学家寺尾亨和宪法学家副岛义一来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顾问,二人通过发文表达对中国宪政的构想,主张“单一国家制”与“总统制下的责任内阁制”。这一主张与参与修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中国参议员们不谋而合。随着袁世凯在民初政坛势力的扩大,日本学者对共和制能否顺利发展展开了新一轮讨论,整体上质疑声不断;在众声喧哗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实际及发展趋势的了解仍然有限,其分析与讨论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故难以引起中国国内广泛关注。

转变:新中国成立前黄炎培对新民主主义的体认

新中国成立前的1945—1949年间,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两大民主党派要职的黄炎培,经历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心路历程。抗战胜利前后时期,黄炎培与中国共产党和而不同,在政治主张上求同存异,共同致力于组建民主的联合政府。国共内战爆发后,黄炎培仍寄希望于以政治协商来化解国共矛盾,并希望中国走"非左非右"的"中间道路"。1948年之后,基于对国民党政府从失望到放弃、对共产党由了解到信赖,黄炎培的政治立场发生了重要转变——接纳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主张,彻底放弃了对旧民主主义的坚持。黄炎培政治立场的转变,反映了其对新民主主义体认的不断深化,也是众多拥护新民主主义的民主人士的心路缩影,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号召力与强烈吸引力。

日本对伪北京大学的殖民管控与奴化教育

北平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共同扶持组建了伪北京大学,通过政治管控、殖民教育和精神训练,对伪北大的师生实施奴化改造。在管理体制方面,伪北大虽然形式上仿效了北京大学,但实质上强化了日伪对大学的干预和管控,延续了日本在其殖民地的大学管理体制。在高等教育最为重要的高深知识发展方面,日伪非但不重视大学内的学科建设,反而在伪北大的教学、学术研究中,植入大量带有殖民色彩的意识形态。日伪还从道德的灌输、行为的教导、惩罚的实施、活动的控制等多个维度,监管学生学业之外的生活,同时针对学生开展各种"精神训练"活动,把大学打造成日本侵华"思想战"的重要战场。伪北大的历史体现了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实行殖民教育的本质与特征,最终亦随着其侵华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中日民主思想的共振:高一涵留日时期的国家观及其大正民主思潮背景

高一涵在1912-1916年留日期间,恰逢日本大正民主思潮自立宪主义向民本主义的转化阶段。高一涵对于国家、人民、政府三者关系的认识,自然受到了同时代日本大正民主思潮的影响。高一涵推崇"人民主权说",限定"国权"与"民权"的边界,将民权作为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国权仅在保护民权时发挥作用。高一涵大力宣扬个人主义。基于民初的宪政危机,他主张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与制衡;并通过协调,建立自由主义理想中的文明。与大正民主思潮所不同的是,高一涵又追求去民族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与自由。高一涵留学时期的国家观,除了带有日本大正民主思想的地域与时代印记,其理想化与激进性的思想特质,也正是五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特性。

对华认识、国际秩序观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决策的影响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过程相当复杂,影响因素很多。这其中既有长期的近代以来大陆政策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膨胀的侵华野心,也有七七事变必然性和偶然性并存的特殊性。但根源还在于日本错误的对华认识及国际秩序观。这一错误集中表现为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国家意志,但它的构成却是来自不同的影响国家决策的集团和个人。本文选取了军部特别是其“中国通”、政府首脑、智库三个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对华认识及国际秩序观是如何影响侵华战争的。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中国政府及人民的抗战决心、建立以日本为霸主中国为附庸的东亚新秩序,是日本把七七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也是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和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的主要因素。日本虽然也存在一些抱有对华客观认识的智库和明白人,但始终没能成为国家对华认识的主流,没能起到制止或中止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作用。

对华认识、国际秩序观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决策的影响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过程相当复杂,影响因素很多。这其中既有长期的近代以来大陆政策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膨胀的侵华野心,也有七七事变必然性和偶然性并存的特殊性。但根源还在于日本错误的对华认识及国际秩序观。这一错误集中表现为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国家意志,但它的构成却是来自不同的影响国家决策的集团和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