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争與忠節:南明弘光朝“從逆案”探微

“從逆案”是南明弘光政權對曾投降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官員定罪而形成的案件,在弘光一朝堪爲要案。此案的定案過程錯綜複雜、跌宕起伏,定案基調在寬嚴之間反復擺蕩,最終草草收場。與前人的一般認識不同,此案在整體上並非當朝馬士英、阮大鋮一派對東林勢力的清洗,而是晚明至南明的政局變動、忠節觀念與官場貪賄、包庇之風盛行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馬、阮一派現實利益的不斷轉移與東林内部派别的交替掌權,則是定案基調多次轉折的直接誘因。考察“從逆案”可進一步得出以下認識:“黨争”的概念在晚明政治史中不宜過度使用;“東林”並非組織嚴密、政見明確的政治集團;“忠節”在晚明朝野作爲政治話語與道德資源被各方靈活運用、藉以獲利,顯示出道德與政治相膠合的面貌。對“從逆案”一類政治事件的微觀研究,或許亦有助於呈現“晚明”與“南明”的歷史延續性,並探索晚明至南明政治史研究進一步走向精細化的可行路徑。

明清之际河南地方秩序的瓦解与重建——以1644～1645年河南局势的变化为中心

河南地区的官绅秩序在明末大乱中基本被摧毁,继之主导地方权力的是自保性与掠夺性兼具的各地土寨。在此背景下,鼎革之际各占据了河南一部分地区的清朝与南明弘光政权因自身原因在河南采取了不同的统治策略。清朝与南明双方在河南重塑秩序的成功与失败,多少左右着河南局势变化的趋向,并最终影响了明清之争的结局。

易代之殇: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研究

以“嘉定三屠”“江阴之屠”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广为人知,但学界探讨较少。经考订,明清之际江南地区至少有十座府县治所城市遭到屠城,接近总数的四成。清廷奉行“抗拒者诛”的屠城政策,有意将屠城作为政治、军事策略使用,是导致此时屠城频发的重要原因。其将屠城归于刑诛之列的做法,则是实现政权合法化的策略之一。屠城的具体过程与组织手段也能体现屠城作为政治、军事策略的内涵,彰显了清朝政权与前线将卒围绕屠城的“合谋”关系。清初各地盛行的屠城谣言则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屠城的认知,应被视为民众在社会危机时的自我保护手段,具有反权力的性质,由此可窥见明清国家与民众的微妙关系。总之,江南屠城具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属性,与社会心态、谣言传播、官民关系等社会文化现象也有关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明清之际时代环境的认识,亦可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的屠城现象。

清初江南地区的谣言传播与遗民心态——以《侯岐曾日记》为例

顺治初年江南地区的明遗民内部经常流传着一类有关明清战局的谣言,它们虽与事实相去甚远,却依然得到遗民的信任与进一步传播。从资料相对丰富的《侯岐曾日记》来看,明遗民相信这类谣言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遗民拥有类似的政治、社会、思想背景与生活状态,也因此共享恢复明朝的信念与愿望,是他们接受谣言的心理基础。第二,交换时闻作为遗民之间的社交活动,旨在巩固彼此关系,确立复国信心,排遣负面情绪,乃至借此策划抗清等实际行动,消息的可信度反而未必重要,助长了谣言在遗民群体中的传播。

清中期命案私和中的下层社会与司法运作--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命案私和作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间调解形式,至清中期已相当常见。前人研究因私和过程中普遍存在经济利益的交易,多将其视为建立在平等、理性协商基础上的经济行为。实际上,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等社会因素对私和的提出、说合、接受等环节的促成作用往往更为关键。私和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寡妻、寡母为代表的社会下层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无奈选择,蕴含着深刻的不平等因素。清律严禁私和,清代官府对私和的判决严厉而全面,但未能显著改善私和频发的现状。也因清律强调“以礼入法”的特征,使私和律与容隐律不相协调,导致在家内私和等领域增大了判决的模糊空间,展现出清代司法审判为平衡伦理与法律所面临的困境。

“生活与制度”视野下的明清士绅--以侯岐曾应对籍没为例

将对明清士绅生活史的研究引入制度因素或许是克服该领域"碎片化"的途径之一。本文从日常生活出发,勾勒出曾参与抗清运动的侯岐曾家族应对清廷籍没的全过程,期间侯岐曾主要运用私人关系试图免除籍没,这一策略也是乡绅阶层对抗国家制度的特征之一,但在此案中并未明显收效。这说明个体在直面特定制度压力时腾挪空间有限,也显示晚明江南士绅凭借私人关系交通官府、影响国家政策的烜赫局面入清后已趋消逝。

医疗史视野下的晚明“红丸案”——以医病关系为中心的探索

晚明时期的"红丸案"历来被视为疑云笼罩的宫闱阴谋,但若从医病关系的角度分析,则能解读出大量社会文化信息。"红丸案"中出现了太医院御医、御药房宦官与外廷群臣三类医者,他们与身为病患的明光宗的种种互动,反映出宫廷这一医疗空间是多种势力角逐的场所,内部存在错综复杂、彼此纠结且不断变动的权力关系。崔文升、李可灼先后为光宗用药,分别体现着明中期以来宦官医疗权力的膨胀与外廷群臣对参与皇帝医疗进程的积极态度。皇帝在政治上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使得以他为病患的医病关系极不平等,导致"红丸案"中的明光宗对其医疗进程的干预几近随心所欲。但他在无形间也受到宫廷医疗空间内部权力关系变动的制约,并最终影响到了自身的治疗效果。明代几位因用药"失误"而死的皇帝,相关事故或都能照此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