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性命体的物——朱子物论研究

物不是静止的存在体,也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作为生生之理的承载者的性命体。作为性命体的物,生生流变,无不处在与周遭事物的联系作用之中;物各有其性、各有当然之则,人的知觉作为性命之理的知觉化的呈现,为认识物之性命提供了可能;物和人同受性命于天,故能别异而归同,同处人文化成的世界;性命体的物概念,很难孕育出近代科学的实验方法。把物与人同视作性命体的物观、关爱与成就万物的待物精神以及重视秩序、规范的待物方式,是朱子物论的鲜明特点。我们应深入、如实地呈现以朱子为代表的儒家物论的真实面貌及其与科学物论的差异,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反思与应对。

儒家文化哲学何以可能

儒家文化哲学是儒家学者从哲学视域表达和阐发文化问题的思想体系。本文认为 ,儒家文化哲学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礼崩乐坏”的历史文化危机和社会价值断裂是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前提 ,“轴心期”中国“哲学的突破”是其产生的哲学认识前提 ,文化的范畴化和“天人合一”与“中庸”文化方法论的提出则是其诞生的基本标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

钱穆文化哲学探微

在钱穆的思想世界里,文化即是历史,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哲学。钱穆把文化的本质视为人生,视为生命,并从生命的内部去找寻文化的心性本体,从而使"文化"获得了哲学的认可与关注,文化进入了哲学范畴的领域。钱穆判定中西文化,一是内倾型文化,一是外倾型文化,它们的不同实质上就是人生表现的不同,即"成己"与"成物"的不同。钱穆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前景充满信心,各民族文化的新生必将带来世界文化的新生,中华文化对现代世界文化的新生将担任十分重要的角色。

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教化哲学是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秉承《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路径,董仲舒教化理论可分为天道教化、人性教化和王道教化三个不同的思想向度。天是董仲舒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宇宙的主宰和最高权威,是社会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终极价值根源。在人性教化方面,董仲舒主要提出了"教化成性"说,它充分论证了道德教化和政治教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王道教化是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现实归宿,它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时代关切。

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家文化自觉

儒家文化自觉精神 ,是指儒家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精神。这一精神的主体呈现便是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和文化损益精神、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 ,它们构成了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儒家的文化自觉本质上是一种主体自觉 ,即文化主体对“道”的自觉。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 ,儒家文化自觉仍有着其独特的精神价值。

下学而上达——朱子小学与大学的贯通

朱子之大学指"大人之学",即成就内圣外王的圣人之学,学的是如何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学则是小子之学,学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故宋人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然而,朱子的"小学"与"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者如何衔接与贯通?文章认为,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小学与大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和前提,大学是小学的必然归宿。朱子的小学与大学在本体、认知、工夫与境界上都是贯通的,具体体现为理即事、事即理、知行相须、敬贯始终。尽管二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小学的主敬与大学的穷理之间保持着永久的张力,二者齐头并进,不可偏废,共同构成朱子思想的主题。

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新方法

近年来,东亚朱子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正在积极寻求新的突破,"脉络性的转换"的方法、多重文本分析方法、诠释学的方法、比较哲学的方法、话语分析方法等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脉络性转换"方法侧重于思想史研究,多重文本分析方法偏重文献考据与义理探讨,诠释学的方法与比较哲学的方法多为哲学式的探讨,话语分析方法则兼顾语言学、思想史、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普遍性的哲学诠释,又有个体性的身心体认,从而实现新的综合。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对于未来朱子学研究的走向和突破性成果的取得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新课题

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东亚朱子学,顾名思义,指朱子学在东亚。在时间的向度上,它指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学;在空间的向度上,它又具体表现为中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和韩国朱子学等多种实存形态。东亚朱子学研究课题的提出,一方面适应了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朱子学内在发展的需要。今后东亚朱子学研究宜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展开:东亚朱子学的总体性研究;中、日、韩朱子学的相互交涉;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的承传与创新;东亚朱子学话语的同调与异趣;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

传统与道统——儒家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

在儒家文化中,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换言之,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是连接传统和道统的生命纽结,人的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历史延续。儒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现为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

刘子翚儒学思想及其对朱子的影响

刘子翚是南宋初年著名的理学家,朱子的早期老师。在刘子翚儒学思想体系中,"不远复"三字符是其修养身心的起点,主要包括自我修养、社会关怀、一体之仁三重向度。在《圣传论》中,刘子翚提出了他糅合儒释道的独特的"道统说",认为《书经》之"惟精惟一"乃是道统心传之"密旨","一"就是道统相传之心法。其《维民论》的思想主旨为"君民相资""维民在得心""维民四说"的理论。这些理念,对朱子的修养观、仁说、道统说、民本论等思想影响深远。

小康社会的文化诠释

在文化学的视野中,小康社会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高级形态,是人的文化素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是文化生活质量总体提升的社会,是以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因而,小康社会的文化建设迫切需要一种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它要求我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努力创建中国的学习化社会,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孔子文化哲学思想初探

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孔子建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哲学体系，它包括文化本质论、文化生命论、文化发展论和文化动力论四个部分。孔子对这些文化哲学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李大钊的儒家文化情结

李大钊认为,孔子有“实在的孔子”、“历史的孔子”和“世界的孔子”三种存在形态,对不同类型的孔子应区分对待,儒家的修养观和境界观、儒学的主体精神和创新精神仍对现代人有所裨益。这正是李大钊的与众不同和过人之处,它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敬与肆:当代人生存境遇

这是一个敬畏的时代,也是一个放肆的时代,敬与肆就是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当代社会是一个“无限放任的社会”,放肆成了人类基本生存状态。就其内在而言,人类的放肆主要根植于人性之恶;就其外在而言,它又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时代境遇。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临界境遇”之中,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规则成为我们最值得期待的价值追求。

论儒家的文化自觉精神——以先秦儒家为对象的分析

儒家文化自觉精神,是指儒家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这一精神的具体呈现便是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和文化损益精神,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它们构成了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

本文试从生命哲学的视野对朱熹宏大的思想体系作一整体通观,认为,朱子哲学的形上建构、现实依托和历史文化传承都以生命为核心,生命成为其哲学最本质的内在链结。在朱熹精心构筑的本体世界、现实世界和历史文化世界中,人的本体生命意识、现实生命意识和文化生命意识相互贯通、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形态。朱子对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的理性反思,对形上与形下、历史与现实的生命关切也形塑了其哲学的人学特质。

先秦儒家文化生命论

文化生命的理论架构和文化生命精神的价值取向是先秦儒家文化哲学的生命所在。在先秦儒家的思想符号世界里,人的生命形态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生命形态,它与外在的自然生命水乳交融,共同完成理想生命的建构,这就是孔子的"文质彬彬、孟子的"践形"和荀子的"性伪合"。先秦儒家对人的生命的文化安顿开辟了一个极具魅力的精神领域:人的心灵世界和价值世界,它从根源处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和文化精神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