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对“人是目的”命题的普遍主义论证

实践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在于确立规范性的来源、道德的基础。对于康德而言,人之所以道德,是因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尊重,而这种尊重的基础就是人的尊严。从"人是目的"命题切入,可以看到康德关于人的尊严基础的思想。在对人性公式的讨论中,康德首先指出除了人格中的人性以外,其他的目的都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其价值都是相对的;他通过排除法说明,如果自在目的存在的话,它只能是人格中的人性。然后,康德通过他所说的分析方法,或由果及因的回溯性的方法,说明只有最高的客观目的,亦即自在目的,才能使义务和道德得以可能,而道德和义务的存在,说明了人格中的人性就是自在目的。

如何理解康德的“理性的事实”

"理性的事实"(Faktum der Vernunft)概念是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关键概念之一。就其内涵而言,这一概念应被解释为"理性的事实"而非"理性的行动",应被理解为确凿无疑的事实而非构成某种权利的部分依据之事实。就其外延而言,这一概念既可以指道德法则,又可以指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对这种事实的根据,人们往往指责从写作《实践理性批判》开始,康德把道德法则预设为自明的、不可证明的理性的事实,使其道德哲学陷入了独断论。但康德其实认为,道德法则虽然在理论上不可论证,但在实践上是可以被证明的。康德关于理性的事实学说体现了哲学的批判性与普通人类理性的现实性的结合,为整个实践哲学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确定性基础。

康德哲学中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之关系新释——批判的建构性道德哲学之基石

康德的自由观构成了其实践哲学的基础,而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区分是其自由观的一个核心性的区分。本文对康德哲学中的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两个概念的内涵、差异、共同点和内在联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说明康德在保持其哲思的严格性本色的同时,以作为先天的自律能力的实践自由(而非本体的先验自由)为实践哲学奠定自由意志的基石,从而超越传统的独断论的意志自由论和经验主义决定论,建立了先验主义自由观,为实践哲学提供了富有合理性与意义的理论基础。

对康德道德法则“人性公式”研究的批判性反思

文章尝试对康德道德法则"人性公式"的有关研究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作一些清理和辨析,对克里斯汀.考斯佳、艾伦.伍德等国际权威研究者的观点进行商榷,并试图揭示康德某些独特的理路与运思方式。在康德哲学中,人格中的人性是纯粹实践理性,也就是人通过法则先天规定意志、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在根本上,人首先应当做的是出于对已有的绝对价值——它体现在每个人的人性——的尊重而行动,而不是为了实现某种有待实现的价值而行动,而后者要以前者为限制性条件。把人格中的人性看作目的是指以这种人性为一切经验目的设立的最高依据;康德不否定人应该出于某种目的而行动,也不否定行为应具有某种经验性目的。

我国解释学研究的新路标——《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评析

武汉大学何卫平教授是国内少数长期从事解释学专门研究的知名学者之一,《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是何教授多年来学术积累的成果,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关于解释学的研究性的学术著作,可谓我国解释学研究的新路标。

为己与为他基于理性崇高性的统一——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价值论基础比较之尝试

反思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价值论基础相同与差异是一种尝试。两种价值论都是建立于理性之上的,据此,以理性为最终根据的行动本身就值得欲求,人们应当把这种行为本身(而不是活动的结果)作为最终目的。然而,两人的伦理学的理论背景是不同的。以理性为根据的行为分别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和康德的依据善良意志的行为,而两者都意味着在能力范围内尽力符合理性的要求;两者是相互一致的,因为两人有比较相似的德性理论,尽管其中又存在一定差异。理性要求生命的崇高性,作为最高目的的这种崇高性并非仅指个人的崇高性,而是自我与他人共同具有的崇高性,尽管具有崇高性的人的范围对两人而言存在差异。

对王夫之哲学本体论基础的再思

王夫之在主客、体用之间互为条件的交互性上,建立了一种基于主客交互性的关系哲学,超越了认为主观或客观的某一方有着绝对的逻辑优先性的思维模式。事物不仅在属性上发生着变化,而且事物的存在本身就处在一个不断重新生成的过程之中,由此,道、人性同样处在一种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的过程中。王夫之过程论的哲学基础建构,打破了线性、僵化地看待世界的方式,张扬了天与人存在的创生性、能动性与开放性,对人的本体论地位和人在世界中的意义作了一种革新性的诠释。

道德法则究竟如何可能?——围绕《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文本解读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通过对自由的现实性与道德法则的可能性的演绎,说明道德法则乃是人们必须无条件遵循的基本实践原则。道德法则(实践性的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绝对善良的意志"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善良意志,即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与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善良意志。联结定言命令的主词"绝对善良的意志"与谓词"其准则总是能把自身视作普遍法则而包括在自身之内的意志"的第三者就是纯粹意志的理念。在实践视角下的自由是理性存在者根据自由理念及与之一致的道德法则理念而行动的能力。人的理知世界的成员身份与纯粹意志使人意识到理性存在者无与伦比的崇高性,纯粹实践理性(亦即自律的能力)就是具有最高的尊严和价值的自在目的,因此,有自由的有限存在者应当遵循定言命令。自由和道德法则理念都指向超验的本体世界,唯有在实践的意义上才获得了实在性。康德开辟了独断论形而上学与主观主义怀疑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先验观念论的道路,确立了批判的、建构性的形而上学。

《实践理性批判》论证道德法则与自由理念的实在性之进路

《实践理性批判》通过对自由和道德法则理念的理性的肯定、对两个理念的敬重感,来说明这些理念对意志和行动的现实性影响,从而说明道德法则和自由理念的实践的实在性。在此,康德并未退回到独断论;相反,他借助普通人类理性来论证道德法则,但又进一步对普通人类理性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批判。一些国外研究者认为,在论证这种动机过程中,康德是先说明道德行为的动机的纯粹性,然后再论证它规定意志的力量。笔者认为康德的论证步骤是相反的。

浅论卢卡奇的物化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在马克思影响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提出了物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物化现象在经济、政治、意识领域里的不同表现,进一步提出了克服物化的总体性理论,并希望能唤醒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热情,克服物化,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对康德哲学中至善理念研究的再思

在康德哲学中,至善概念源初的涵义是纯粹实践理性之对象的无条件的总体,其派生的具体内涵是道德和与之一致的幸福相结合的整体。在更具体的层次上,宗教的至善和尘世的至善这两种至善概念贯穿在整个康德思想中,都是富有实践意义的理念。至善的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的理想,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指导;作为一种信念,至善能够促进道德意向,对持久的道德生活起必要的作用。

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

对应性这一形式性的关系把每一种道德权利和一种道德义务联系起来,把每一种道德义务和一种道德权利联系起来;权利和义务符合于责任的交易模型。这种形式性的对应关系对于后天获得的权利和义务来说是有效的,对于无需后天获得而拥有的权利和义务来说也是有效的。有三个对对应性论题的重要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论题,我们就不得不说,动物一般地可以负有对人的义务了;第二个挑战来自于与索赔权相对的"自由权";第三个挑战是基于康德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说的不完全义务,或关于不完全责任的义务。作者应对了这三个挑战,并表明所谓的不完全义务是有条件限制的义务,它们有与之对应的权利。对应性原则也适用于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道德权利。有条件权利在形式上与有条件义务相联系;无条件权利——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在形式上与无条件义务相联系。

自由的现实性与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新理解

自由是康德实践哲学的精神和核心：自由观不仅构成了康德实践哲学的最抽象的层面，而且是其整个伦理学的根基；定言命令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基本要求。然而，康德关于自由的现实性的思想，却是他被诟病最多的地方之一：根据对自由的本体化的传统解释，在实践哲学中，康德试图论证本体所具有的先验自由（独立于经验性因素而引起因果序列的能力），并对实在性、因果性这些知性范畴进行了超验的运用，将其运用于本体界，

对康德的相容论内涵的再思考

康德断言,人的意志自由与其经验性活动的必然性是相容的。学界对康德的相容论作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争论双方分别站在本体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立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不断有新的代表和观点出现,而主观主义的解释成为了更为流行的解释。本文首先对康德的理性、行为、品格、意向等相关性概念进行分析,说明它们的对象都有本体和现象两个层面,梳理了理知的品格与经验性的品格的微妙关系,继而介绍和讨论相关学界争论中的重要观点与论证,最终说明,本体主义的理解,而不是主观主义的理解,才真正契合康德的相容论。主观主义解释尤其难以说明,理知的品格和经验性的品格如何统一于同一个主体,而前者又构成了后者的根据。这种解释通过理性本体与理知的品格不能被用于解释行为,来说明理性与理知的品格并无规定行为的力量,这也是不充分的。

刘慈欣科幻作品的人性探索及其独特启示

刘慈欣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1]这是《三体》中托马斯·维德劝程心为了太空飞船计划与联合政府时说的话,程心不同意这句话,从而很快导致了人类文明的灭亡。但《三体》中还有另一句名言:'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2]。凭着文明高于岁月这一信条,人类在三体人统治地球之后,终于摆脱自相残杀的乱象,重新实现了和平与繁荣。

康德关于自由与必然的相容论是融贯的吗?

康德的自由观认为,本体界行为的自由与现象界行为的必然性不矛盾,前一种行为可以构成后者的根据,这种诉诸本体的相容论为其实践哲学提供了重要前提,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学者们就他律行为的可能性、性格和准则改变的可能性、个体内自由选择之间的相容性、人与人之间自由的相容性、行为归因和道德评价等方面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笔者就康德相容论的这些国际学界所争论的焦点和深度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以说明渐趋成熟的康德思想很好地维持了自身的融贯性,可以有力应对以上的种种批评。

康德论天才与鉴赏力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与地位

对于天才与鉴赏力的关系问题,康德的启蒙主义美学作了独特的回答,他努力整合新古典主义和当时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中的合理因素,充分强调天才独创性和想象力的审美理念在创作中的实质性作用,又坚持(基于鉴赏力的)规则与秩序是艺术更为必不可少的因素。一方面,他彰显了天才在艺术创作中的多方面的功能,阐明它不仅独创地提供诗意想象和审美理念,还提供出诸多基本的艺术规则、概念的独特内涵以及具体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他又凸显了鉴赏力在创制中持续发挥的重要的范导性功能及其甚至比天才更不可或缺的地位,反对赫尔德等狂飙突进运动代表对艺术技巧、技术和学院规范等规则的忽视,指出普通的艺术家也能通过模仿带来美的形式。

康德艺术论中形式主义与表现论之间的张力

康德的艺术论在形式主义与表现论之间形成了一种理论的张力,然而,这两方面在康德美学中其实彼此相容、相互补充,其形式主义构成了表现论的真正基础。从积极的方面看,艺术对理性理念的表现要借助于(而非独立于)形式才能促进审美愉悦。通过类比,理性理念能够唤起丰富的想象,借助想象的形式引起心灵能力的协调,影响审美愉悦。从消极的方面看,对理性理念的表现并没有取消美的艺术的无目的性。在美的艺术中,表面上,美以及审美理念服务于理性理念,但对理性理念的表现的根本意义只是激发心灵能力的自由协调。保罗·盖耶和肯尼斯·洛杰森等人的观点值得反思。康德美学既凸显了审美与艺术的独立性,又解释了思想内容对审美愉悦的影响,并充分体现了其启蒙立场。

什么是道德的最好理由——从康德的观点看

康德为人的最高价值与尊严提出许多不同的理由:自律带来原则的自我一贯性;自律体现无条件的、最高的善;人格性具有绝对的崇高性;设立道德法则的立法者拥有普遍有效的权威性;自由构成了行为负责能力和诸内在价值的根源,等等。笔者认为,基于崇高性和基于内在价值来源的论证是康德哲学基础性的深层论证,而"自由构成内在价值的来源"是康德为道德提出的最好理由,对当代哲学思考仍然有独特的意义。

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由问题——对目前国际学界研究线索的探究

自由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是康德整个哲学大厦的拱顶石。自由问题涉及到思辨哲学关于理性诸理念的辩证论、实践哲学中的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其目的论的思想,这是康德实践哲学研究的最为艰深的而又居于核心地位的基础问题之一。康德关于意志自由理念的理论也是其思想最有争议性的部分之一:很多研究者批评说,康德所设想的意志的先验自由理论存在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