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婚难”到“独居”:单身现象的变迁、影响及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现代性社会变迁导致婚育观念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差异。当前部分青年群体婚育观念正经历从“结婚难”到“独居”的转变,进而逐渐形成单身价值观认知体系。从生命历程与代际差异视角研究发现,“结婚难”是一些“80后”“95前”单身群体选择非自发性单身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95后”青年则更倾向于认可独居生活方式,由此形成自发性单身认同机制。单身行为会给社会均衡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单身个体和社会必须建构共同的应对机制。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林权升值因素分析:对福建林改的思考

福建省是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省。本文通过对福建林改的分析,认为福建林改在提升林业经营绩效方面达成了目标,林权因之而大幅度升值,但是由于林改制度设计以及林改政策实施中存在不少缺陷,使得林改后的林权大部分集中在少数非农村资本持有人手中,由此导致整个改革可能偏离了预先设计的实现“耕者有其山”的目标。如何推进林改,使得改革兼顾效率与公平,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其成效与经验是其他后续省区市在推进林改过程中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和反思的。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制度实施与成效反思——以福建为例

2003-2005年,作为国家林业局确定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省份之一,福建省率先在全国开始实施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文章以笔者在福建农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反思。文章认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实质性的经济绩效,但是却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林改本身所形成的激励机制,林木市场的整体复苏发展以及林权经营者所获取的政策性增收等因素对林权制度改革的绩效提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有的农村地区,林改的社会效用普遍被忽视,致使林改后林权高度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大部分农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林改所带来的收益,林改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耕者有其山＂的改革目标。

福建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是当前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作为海西核心区,福建省各地近年来以提升社会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水平为目标,以创新基层社会"微治理"及打造两岸合作治理新模本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文化建设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大力提升社会协同和参与治理的力度和水平,基本建立了社会"协同合作治理"的体制机制,形成独具特色的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

集体林权纠纷现状及纠纷调处中的地方政府角色扮演--以闽西北将乐县为例

2003年开始试点,2008年全面推广实施的农村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认为是我国继上个世纪80年代耕地家庭承包制改革后的又一个重大改革举措。由于此次改革触及到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加上改革利益调整分配不均衡,引发了许多林权纠纷。在调处各类林权纠纷中,地方政府因为所处的利益位置不同,决定了它们有不同的角色扮演模式。文章以闽西北将乐县为主要研究个案,重点探讨了地方政府在不同类型的集体林权纠纷调处中所扮演的仲裁者、经营利益维护者和寻租者角色扮演模式。文章认为,在林权纠纷的调处解决中,政府会根据参与纠纷的各方利益对比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立场。

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农民抗争及对策分析

文章以笔者在福建农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福建林改中导致林权过度集中而引起农民抗争的原因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政策供给与农民需求——征地拆迁难题的原因及机制分析

征地拆迁难题是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反映出来的突出社会问题。以对东南沿海X市的调查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认为,国家政策法规滞后、政策执行缺乏协调、政策供给与农民的需求差距过大是导致征地拆迁难的主要原因。透过征地拆迁难题,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在谋求土地增值收益方面展开的激烈博弈。

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及对策分析

文章以福建省三明市HX村的失地农民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进行实证调查,并对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系统性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城镇化不仅体现为一种地域空间的变迁过程,也应被视为一种精神空间的变迁过程。文章将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分成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四个层面展开论述,更为注重考察失地农民社会身份及心理角色的转变,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就解决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社会排斥机制分析

2003-2006年,我国率先在福建、江西等省实施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事实上,在不少农村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成效,但是由于改革过程中存在不少社会排斥因素,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林地承包经营权,导致林权集中到某些经济实体以及少数人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林权制度改革设计的“耕者有其山”的目标和宗旨。

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林权纠纷及原因分析

2003年开始试点、2008年全面推广实施的农村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把集体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农户,确立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以实现"耕者有其山"的目标。作为全国最早实施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省份,福建省和江西省在开展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这两个省在改革过程中,致使有的农村地区出现了林权过度集中和部分林农失山失地的现象,由此引发了许多类型的林权纠纷。林权纠纷多发的原因既与林权制度变迁和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设计失误有关,也与农民的林权主体意识觉醒及林权升值有关。在林权纠纷中,农民通过各种规范和"非规范"的抗争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农村失地青年女劳力的转移与就业——厦门市海沧区调查与思考

本文以厦门市海沧台商投资区为调查研究个案,探讨失地农村富余青年女劳力的转移就业问题。从调查分析中可以看出,和那些年龄在35岁以上的农村妇女相比,年轻女劳力虽然有自身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影响海沧区农村富余青年女劳力转移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工资待遇偏低、部分富余女劳力就业期望值与社会需求存在错位、外来女工的竞争、政府的协调服务不完善等几个方面。

土地延包“30年不变”的再认识

当前我国农地利用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稳定和调整的矛盾问题。“30年不变”本是国家为了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而出台的一项制度安排。不过 ,从很多村庄中的具体实践来看 ,这项制度实施的结果并不理想 ,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对“30年不变”的理解和国家的预期不相吻合。由于土地仍然是大部分农民最为可靠的资源保障 ,所以村级土地制度的实践总是把公平原则置于首要位置 ,而把“30年不变”所体现的效率原则置于其后。因此 ,他们依然习惯于沿袭过去的做法 ,每隔若干年就进行一次土地调整。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及其解决方式

农村土地纠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农民对土地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其中不少土地纠纷案,与9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30年不变"的土地延包政策有关。当前农村土地纠纷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普通村民之间的土地争议;另一种则反映了普通村民和基层乡村干部之间的分歧。在解决这些土地纠纷时,各种民间惯例和民间习俗等农村非正式制度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国家政策制度形成一种互相补充又相互冲突的关系。

教育城市化中的城中村家庭教育行为分析

城中村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城中村家庭教育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但又被普遍忽视的社会问题。为此,有必要从教育城市化的角度,对城中村家庭教育问题的具体表现及存在问题进行探讨。调查表明,当前我国城中村家庭教育中存在子女学习基础较差,成绩不理想,子女上进心不强,城中村家长教子无方,以及城中村家庭和社区教育环境不尽人意等。导致城中村家庭教育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城中村家长的教育方式滞后于城中村自身的社会变迁。

集体林改背景下生态公益林改革研究及反思

推进生态公益林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集体林改后续配套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这项改革涉及到生态公益林的属性及产权安排、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机制、生态公益林建设的评价绩效等。围绕这些议题,以往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而梳理分析这些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反思集体林改背景下的生态公益林改革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于外来青年女工维权的几点思考——厦门市海沧区调查

本文以访谈和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为基础,描述并分析了厦门市海沧区外来青年女工劳动权益维护现状,指出青年女工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没有报告和反映的事实。与前期学者将外来青年女工的忍气吞声归因于女工自身缺乏维权意识不同,文章认为,外来青年女工权益受侵害的更深刻原因在于社会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女工社会支持网络的匮乏。

现代化的断裂:城中村家庭教育行为分析——以厦门市为例

城中村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社区生活模式。本文以对福建省厦门市的调查为基础,探讨当前城中村家庭子女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认为,在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农村家庭教育模式在向现代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断裂,突出表现为城中村家长的教育方式滞后于城中村自身的社会变迁,并导致一系列家庭教育问题的出现。

农户种粮意愿弱化与粮食种植业退化状况分析——基于闽赣鄂浙32村486户的调查

农户种粮意愿弱化是指由于种粮比较收益降低、农业劳动力缺乏等因素引发的农户种粮积极性降低而导致农户粮食产出萎缩,进而引发粮食种植业退化现象。实地调查研究表明,最近几年,我国农户种粮意愿弱化呈加速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单个农户粮食产出下降、复种指数下降及部分农地抛荒等,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农业劳动力上涨及短缺、粮价过低、年轻农民"厌农"情绪扩张等,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农地制度创新以改变这种局面,成为提升农户种粮意愿进而化解粮食种植业退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林权抵押政策实施中林农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8省26县的调查数据

根据2012年在福建等8省26县抽样调查的数据，探讨了集体林权改革背景下林农参与林权抵押贷款的状况及影响因素。统计显示，仅有5．5％的受调查者办理了林权抵押贷款，相比之下，却有近40％的受调查者表示有抵押贷款需求。二元逻辑回归表明，林农是否参与林权抵押贷款除受其年龄和家庭年纯收入影响外，还受到承包林地分布、林地总面积、森林保险、林地资金投入等因素的显著影响。当前林权抵押贷款政策并不利于从事细碎化林地经营的小户林农融资造林，相反地，地方的林业大户和林业企业更能真正从中受益，有偏离政策设计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