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引入资源环境因素后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探究——将新增长理论在引入资源环境因素方面的扩展

目前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因此,经济学分支领域——气候变化经济学也逐渐变成热门学科,然而该领域的创始人诺德豪斯及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却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悖,认为环境问题对增长的可能影响至多也是中度的。从长期视野综合分析资源环境恶化、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因素对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影响,最终发现日益下降的人均资源和恶化的环境是经济增长的阻力,抵消了部分技术进步的贡献,造成了稳态经济增长率的相对下降,而且其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生产函数关于技术进步变量的规模报酬情况。因此保护资源环境,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生产对技术进步的依赖相应降低其对资源环境投入的依赖等一切措施都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有正向影响的。

中国反通胀货币政策中的“棘轮效应”分析——基于利率、外汇占款和通胀率三者关系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日益突出,人民银行所采用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提高利率(与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效果相同),会使我国的反通胀问题陷入利率提高、外汇占款增加、通胀提高,这三者互相推助的具有恶性循环性质的"棘轮效应"怪圈。选取2000年以来我国的相关月度数据,采用VAR模型进行计量检验,也验证了三者的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为了跳出该怪圈,应避免因误读蒙代尔的"不相容三位一体"理论,简单地得出应实行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的结论,因为该理论并不适用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应该从我国的经济实际出发,另辟蹊径,走出"棘轮效应"的困境。

基于人口转型现实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途径的探索——统一增长理论视角

人口规模(或有效劳动规模)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有助于解释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内生转型:在"马氏陷阱"阶段,农业生产技术缓慢提高,伴随着人口逐渐增长,市场也逐步扩大,使得工业企业能承担更大的固定(创新)成本,生产创新就此启动,人类摆脱了"马氏陷阱";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又面临人口转型,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时不能再依靠单纯的人口数量增长,而是需要人力资本积累以增加有效劳动规模,进一步促进工业企业的创新,从而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础。有效劳动规模的扩大不再仅通过正向外溢性促进技术进步,而是通过降低工业企业的创新成本直接加快技术进步。通过建立包含农业生产(服务业)部门、工业生产部门。

基于多国面板数据对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关系的探究

稳增长和低通胀的结合是大多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这二者的关系自然成为经济学家兴趣和争论的焦点。尽管相关的研究和争论仍在继续,但并没有产生令人们广泛信服的结论。实际上,高通胀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还有一条重要的途径:高通胀往往伴随着更高的波动性,在理性预期的非完全性、价格粘性的市场条件下,通胀率的高波动性使准确预期更困难,因而永久性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储蓄、投资等经济行为,降低了资本存量,进而损害了经济增长率。总而言之,在现实经济是非完全市场的条件下,并非高通胀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高波动性损害了经济增长。

基于多国面板数据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检验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旨在从供给侧的生产效率角度来解释实际汇率走势,预期发生经济赶超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币值上升。该理论依赖于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当这些假设条件不满足时,会削弱该效应。基于涵盖世界范围内182个国家（或地区）时间跨度为196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组中,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降低,抑制因素（诸如农业部门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劳动力流动的非充分性、央行货币供给的灵活性、汇率制度等）发挥的作用也愈发明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及更广的维度上检验后发现,该效应对汇率的长期行为有很强的解释力,是不同人均收入水平国家之间实际汇率差异的主要源泉。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职责划分的博弈分析

该文认为,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率存在倒"U"型关系,虽然生产性公共服务有助于提高产出水平,但是当支出过高时,又会引起税率提高,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生产性公共支出存在最优规模。不同经济活动主体以及不同层级的政府有不同的目标及行为模式,并且不同层级的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又各有利弊,中央政府需要在准确预期这些行为模式及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划分两级政府提供生产性公共服务职责,使其趋近于最优规模。该文基于我国1995-2015年的涵盖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我国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这启示我们目前我国过度依赖GDP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强化了地方政府扩大生产性开支的内在动力,使之超越了最优规模,也为进一步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生产性公共服务供给职责提供了借鉴。

资本积累对公共债务可持续门槛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公共债务和物质资本的三部门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基于个体最优化行为对私人和公共资本积累、财政赤字以及公共债务可持续的联动机制进行系统阐述,证明有更高资本存量的经济体具有更高的公共债务可持续门槛值。基于167个国家(或地区)(包括31个发达国家和136个发展中国家)1960~2019年的面板数据,文章采用二次型和门槛模型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组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分别按投资率和加速数从低到高分组测算公共债务可持续门槛值,验证了门槛值随着资本存量的扩大而提高的结论。研究启示,公共债务可持续评估应超越简单的比率警戒线设定,应遵循公共债务筹资—资本积累—经济增长潜力提升—偿债能力提高的内在逻辑进行全面评估,研究同时提示政府遵循公共财政"黄金法则"的重要性。

投资资源配置与我国经济增长

国企和私企有不同的生产效率,投资在这两类企业之间的分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这种分配涉及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两类企业生产效率差额之间的权衡,即当一种类型的企业中投资过多而面临边际报酬递减时,转而投向其他企业更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动态优化模型论证了具体情形,随后利用我国1983-2015年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综合而言,私企较之国企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提高私企投资占比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以2000年为分界点,在前一发展阶段中,国企投资占比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私企投资占比则与之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后一发展阶段中,随着国企改革和规模缩小,相关关系出现逆转,并且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逐渐提升。

“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研究

"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对一个经济体汇率制度、货币政策自主性和资本账户开放度安排及取舍的分析,但是该理论的创始人蒙代尔却反对将其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不满足该理论适用的两个前提条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独立、具备完善的货币和资本市场。通过选取180多个国家(地区)分组验证了自1961年至今这两种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以及估计了资本流动性,结果发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关于财政政策缺乏独立性;实际的资本流动性在不同地区也有明显差异,介于完全流动和完全不流动之间;在缺乏完善的货币和资本市场的条件下,在该理论中作为政策工具备选一方的资本自由流动性实际并不能完全由政策制定者调控,即不能作为政策工具备选的一方。因此该理论的两个适用前提并不满足,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时应超越该理论。

汇率波动对外债可持续性影响研究

汇率波动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外债可持续性,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分析汇率政策、外债偿付选择、产出变动以及投资者预期之间关系的模型,深入阐述了政府的政策选择机制、汇率波动对外债偿付能力的综合影响以及最终均衡的形成过程,揭示了产出(尤其是出口部门)对汇率波动反应的灵敏程度及投资者预期在汇率波动对外债偿付能力作用机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文章基于涵盖占世界GDP总额90%左右的67个国家(或地区)时间跨度为1800~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比较了不同国际货币体系下汇率波动对外债可持续性的影响,重点检验了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只有出口部门对汇率调整反应灵敏的经济体和具有投资者良好预期的经济体才能通过贬值提高外债偿债能力。文章结论表明,经济体在举借外债时币种安排应考虑外贸依存度、主要贸易对象以及汇率与外贸和外债的联动机制,如果贬值有助于提高偿债能力,则币种安排可与主要贸易对象重叠;反之,可尽量实现币种安排和主要贸易对象的差异化,以及为保持偿债能力尽量避免贬值。进一步结论表明,经济体应慎重选择"钉住制",积极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