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船生存现状与保护思路--以宁德漳湾刘氏造船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福船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船型之一,福建先民创造的优秀海洋文明,是以福船的优越性作为先决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完整意义上的福船已消失殆尽,福船衍化出的各种木船也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政府与民间力量都积极投身到福船的保护,但是现有的保护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我们通过对漳湾刘氏造船家族的整体性分析,认为福船保护要走一条整体与活态的思路。

刊烙油饰:清代出海帆船的船籍身份(1644～1840)

清朝沿用前代未成体系的刊烙油饰船只管理办法,经康熙、雍正两朝的发展逐渐成型定制,随后一些修订强化举措不断补充。清朝推行刊烙油饰规制,主观意愿是为了管理辨识出海船只,推行过程因不时弱化,呈现反复重提的特征。在不同省份,规制执行的力度,规则与标准的设定还存在差异。清前期推行刊烙油饰这项基本规制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其成为官方与民间普遍认同的模式,构筑起出海帆船的船籍身份体系,对船只出海管理、海上识别与航行秩序都发挥效用。

清末民初榕商之发展特征初探

近代中国被迫开埠后,榕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发生了诸多新的变化。在不同阶段榕商的发展特征也存在差异,清末民初榕商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一是榕商的结构呈现传统与新式并存的现象,商人身份复杂多样;二是榕商新的组织形式——商会成立;三是榕商的思想观念出现诸多新变化,在新观念的指引下,榕商积极参与地方社会事业。

海洋史学与“一带一路”——访杨国桢教授

中国海洋史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研究中国海洋史多年,近期出版的10卷本、300万字《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是他此前主编海洋史研究系列《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延伸,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中国海洋史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所提倡的摆脱陆地史观范式,以海洋为本位研究方法,在"一带一路"和"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更具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12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暨“海上丝绸之路: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年3月21~23日,第12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暨＂海上丝绸之路：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嘉庚学院联合主办。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是一个旨在促进跨学科、跨地域学术研究的平台。本次大会围绕当下人文学科的热门议题＂海上丝绸之路＂,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的学者,提交了27篇论文,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清代前期出海帆船规制的变化与适用

清代前期对于出海帆船尺寸的限制,可从规制的变化与适用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在平定台湾之前,清廷并未全面禁止船只下海,在某些时段或特定区域,办理了相关手续的合式船只允许出海,此期朝廷主要以桅杆数量来控制船只的大小。台湾底定后,清廷放开海禁,但对沿海船只,在桅杆禁限之外又新增了载重标准,国内沿岸贸易、捕鱼船以"五百石"为限,出国贸易洋船不受此约束。此后,桅杆限制流于具文,梁头取代载重量成为官方控制船只大小的主要手段,"一丈八尺"的规定主要适用于国内贸易商船,洋船受其影响较小;至嘉庆后期,国内商船也摆脱了该制的束缚。海防与民生是清前期出海帆船规制变化的双重制约因素,致使清廷在出海帆船规制与适用上呈现出内海、外洋有别,以及严宽不定的状态。

入世之风:《现代僧伽》视野下的民国佛教改革

民国时期,佛教界掀起了一股改革的浪潮,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厦门南普陀寺创办的《现代僧伽》杂志是当时众多宣扬佛教改革刊物中的杰出者,产生了较大影响。《现代僧伽》的发起人、编辑者皆是改革派人物,其创刊目的也是为了推动佛教改革。从刊发的文章来看,佛教改革的急迫形势、佛理的革新与僧才的培育等都是《现代僧伽》极力传播的内容。

经典重谈、著译交辉——简评中译注本《明清社会史论》

何炳棣先生之大作《明清社会史论》，经徐泓教授译注之中文本于2013年12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该书英文名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aa ：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 1911,英文原著于1962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初版。

清代前期出海帆船规制的变化与适用

船只规制，是指政府对船体的各种管理规定，包括尺寸大小、桅橹桨数、烙号涂饰等。江河湖海皆有帆船，因海船流动空间广袤，难以约束，为防范风险，清廷对出海的民用船只尤为关注，出台了诸多管控举措。帆船是开展海洋活动的载体，其规制之松紧，反映的是政府对海洋以及中外交流之态度，关系渔业、交通、贸易之发展。鉴于此，研究清代海外贸易、中外关系、海疆海防、航运交通等领域的成果，多会提及出海帆船规制。

清代台湾海峡两岸对渡制度的推行与调适

清朝收复台湾后,为了加强对民间帆船出入台湾的管理,改变之前自由航行的状态,出台了海峡两岸帆船航行的“对渡制度”。但是地方管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有诸多不便,为此官方与民间都积蓄着变革的力量。福建地方官员的争论、民间帆船私越正口的行为、提高商船配运米谷的数量等因素,都促使着对渡制度的适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