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

20世纪30至40年代,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在研究中国上古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华民族史、中国通史等领域,作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吕振羽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吕振羽从研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转向历史研究、参与社会史论战的过程战促使吕振羽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抓住论战的三个核心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商业资本主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驳斥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攻击，具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斗争意义。他提出的“殷商奴隶制论”、“西周封建论”、“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制转化论”。

认同与批判:清末留日学生的地域文化观

留学异邦所造成的空间区隔和参照系的变化,不仅激发了清末各省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精神,也使他们的地域意识得到升华。在爱国先爱邦、谋国先谋邦的理念指导下,各省留学生们均强调本省对全国关系之重,期望本省在民族建国的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调查研究本省的历史地理文化状况以作为自治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一股地域文化热。留学生们一方面认同本省文化、赋予其正面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地域文化中不适应社会竞争、不符合自治需要的成份进行反思与批判,警醒同胞谋求革新。留学生们通过重新评价赋予了地域文化不同的品格,并通过创办杂志、传播新学新知等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绘了本省地域文化的形象。

清末国人科学观的演化:从“格致”到“科学”的词义考辨

随着西方科学的广泛传播,晚清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从清末国人使用的"格致"、"格物"、"科学"词语演变及词义差异中,即可看出当时国人"科学"观的变化过程。

最早引进“科学”一词的中国人辨析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人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看法,分别是梁启超、康有为、严复。但所据史料皆存在问题,未可据为定论。据现存可靠史料,王国维应是引进"科学"一词的第一个中国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借助北伐记忆重塑政党形象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北伐记忆与言说,重塑了团结合作形象、群众拥护形象和革命领导形象。这些形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为宣传抗战主张、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振抗战信心、进行抗战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重塑北伐形象的基本经验在于注重党的建设、坚持思想与实践统一、借鉴历史记忆,此三项经验对于新时期推进党的形象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及其反思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首倡者。在中西文化冲撞与融会的近代社会,中国传统史学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是其起点,而他对史学"科学化"的反思,正是中国史学在科学化进程中的理性思考。

从“陈寅恪热”看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90年代学界的"陈寅恪热"与国学研究的兴起，意味着中国史学的一系列变化。无论是在看待史学研究的价值、史学思想，还是士学研究的取向、史学方法上，90年代的学人及学风与8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从学界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与推崇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热"实际上是9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范式变化的信号与标志。

史学反思:新时期史学发展的逻辑起点

新时期中国史学是在不断改革中向前发展的。随着中国社会改革浪潮的到来，现实生活的巨变，向中国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史学界在“史学危机”的压力下，通过史学自身的反思，寻求史学摆脱困境的途径，从而提出了许多史学改革的设想，成为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史学改革的起点。

补偏救弊的反省:章太炎对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批评

章太炎与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近代中国科学化"新史学"的倡导者。但在新史学发展进程中,借鉴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以西方史学为样板革新中国史学出现了一些偏差。章太炎对此有所警惕与反省,不断批评新史学的偏弊与缺失,为科学化新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梁启超晚年对历史理论的探索及困惑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新史学”理论的建构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他晚年在对历史进化、历史规律、历史创造者等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勇于探索，敢于怀疑，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往往又陷入前后矛盾、困惑莫解的境地。梁启超的困惑是与中国近代社会吸收西方文化的特点相联系的，而根本原因在于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性。

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

史学科学化:考察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新思路

史学科学化是近代中国史家的一致追求,也是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标志。尝试从史学科学化的角度考察近代中国史学的行程,是近代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可为重写近代中国史学史提供一条新思路。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超越死亡：司马迁的著史心态

本文从司马迁对死亡问题的思索中，探讨他坚定著史的信念和著史的心态。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本身就是人超越死亡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拼搏，与命运对抗，以获得永存的、不朽的人生价值，从而也就取得了对死亡予以否认的胜利。司马迁的人生历程及著史心态正是如此。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抗战时期中共的“北伐”记忆与抗战动员

"北伐"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国共两党有共同历史记忆的重大事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以北伐记忆的方式加以重叙,成为抗战动员的重要历史资源。北伐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共阐述联合抗战、军民协作、重建"党军体制"的有力号召;国共"分裂"的历史记忆,为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斗争求合作的抗战策略提供了历史借鉴,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政党形象;"三大政策"的记忆,奠定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理论基础,打击了投降派和取消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主张,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