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与实证：律师讯问在场权透视

现有研究对于律师讯问在场权的比较法考察缺乏规范层面的具体细致分析,更忽视了该权利运行的实际状况。律师在场权与其他讯问程序中嫌疑人权利保障手段的关系、律师在场权是否可以放弃以及实际实现的程度在各国都有较大的差异。影响律师讯问在场权构建与实现的主要因素包括:司法传统、口供依赖以及程序环境。深入的比较法考察对于我国制度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技术支持。我国尤需考虑两大问题:当前能否以律师在场权治理刑讯逼供以及确立该制度时模式的选择。

权利话语遮蔽下美国刑事司法的口供依赖

在宪法性权利话语遮蔽下,美国刑事司法对口供仍有较强依赖。米兰达规则的变迁、辩诉交易制度的盛行都是这种依赖的突出表现。口供依赖主要是口供独特的证据价值、侦查技术局限性与诉讼成本等客观因素,以及侦查机关的利益驱动造成的。美国刑事司法通过两个途径基本实现了口供获取手段的正当化。考察美国口供依赖对我国审讯制度改革目标与路径有一定启示。

大数据预测功能在“智慧法院”建设中的应用

预测功能作为大数据的核心价值,在司法领域逐步彰显出其深远影响。目前,国内法学研究对大数据预测功能关注逐步加强,对于预测功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及其重要意义的探讨还有待深入,对其可能带来的挑战重视不够。针对我国"智慧法院"的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应着重从加强预测功能的实际应用,确保基础数据全面性与合理性,确保算法的合理性,提高预测透明度,正确处理案件特殊性等方面探索解决路径。

日本法科大学院第二轮改革对我国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启示

2004年以来,模仿美国法律职业教育设立法科大学院,是日本进入21世纪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通过对过去十年法科大学院招生状况,司法考试通过数据,以及日本法务省和文部科学省颁布的相关改革措施进行梳理,可以将日本法学教育改革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法科大学院建立试行阶段与改革措施调整深化阶段。主要以改革第二阶段为研究中心进行分析评价,以之为参照,对我国当下高等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人才培养进行反思,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要求,尝试性的提出优化我国以法律职业培养为导向的高等法学教育的建议。

主任检察官制改革的成效论析——以去行政化管理为视角

主任检察官制改革是深化检察改革中的重要一环。现有主任检察官制改革的研究中对主任检察官的去行政化成效分析依然不充分。上位法保障、权责利关系、外部关系、岗位吸引力、考核指标科学性等因素制约了主任检察官的去行政化管理。鉴此,从总结各地试点的经验出发,针对现有研究的薄弱点,提出进一步实现主任检察官去行政化管理的基本路径,以推动检察体制改革走向深入。

强制医疗前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中警察职能研究

2013年实施的新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构建的强制医疗程序对公安机关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缺少具体规定。这在实务上已引发系列问题,特别是,公安机关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具体起始时间不明确,决定是否采取约束措施的程序不完善,向检察院出具的建议意见的范围与内容不明确。这些问题给警察的决定职能、执法能力和建议职能带来严峻挑战。明确临时性保护措施的起始时间、完善决定程序和充实建议内容是进一步完善该制度的基本着力点。

美国版权法首次销售原则的最新发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吉尔特桑诉威利父子公司案”判决评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吉尔特桑诉威利父子公司案"判决最终解决了在美国一直悬而未决的版权国际穷竭问题。它首次明确指出版权领域首次销售原则的适用范围与合法生产该版权产品的地理区域无关,既适用于美国国内合法生产的版权产品,也适用于国外合法生产的版权产品。美国最高司法机关在处理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关系问题上的务实立场为我国修订《著作权法》带来一定的启示。

审判中心视角下的监察调查讯问录像问题

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从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发展起来的一项规范讯问程序,并有望逐步过渡到刑事证据规范。监察调查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立法原则,然而目前调查录像“留存备查”的规定及其解释方式不能够满足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要求。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要求确立侦查调查程序的可视化为理论基础,确立监察调查讯问录像的电子口供证据资格。应通过对《监察法》的法律解释或实施细则,将“留存备查”扩大解释为对讯问录音录像进行全面移送,或至少能以便捷方式调取,尤其应当允许辩护方有调取的申请权,并且能有效参与调取审看程序。

刑讯与辩诉交易

辩诉易制度与中世纪的刑讯制度在起源、功能以及某些具体的理论主张上极为相似。它表明刑事司法制度设定过高的程序与证明标准可能引发替代性制度,最终导致正式证据与程序制度被架空甚至被直接规避。刑讯逼供制度是法定证据制度无法实现的结果;而辩诉交易盛行则反映了当代英美对抗性陪审制无法成为普遍程序的现实。简化繁琐的对抗性陪审制是避免辩诉交易的重要途径。

法国检察官的独立性:基于新近扩权改革的多重质疑

一、引言二、检察官的职能与职业地位三、司法配合主义问题(一)乌特罗案(二)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四、检察官的独立性(一)废除预审法官的预言:勒热委员会建议(二)Medvedyev v.France案五、检察官与警察的拘留(一)检察官对于警察拘留的监督(二)扩大辩护权的呼声六。

强制医疗机构:基于专业性与合法性的双重考量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和《精神卫生法》的出台,将强制医疗程序纳入了法治的轨道,但对临时性保护措施的地点和执行强制医疗的机构却规定不明,导致实务中操作不一。咋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医疗机构专业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平衡:医疗机构具备专业的医疗技术和人员,对治疗和帮助精神病人有其特有的优势,因此应进一步明确医疗机构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应通过立法明确各方职责,并促进公安与医疗力量相结合、推动医疗机构内部合理分工与相互监督,以解决现有法律法规缺失、公安部门与医疗机构缺乏交流合作和医疗力量受限等问题。

成败难卜的证据法移植:以两大法系为例

两大法系证据调查方法要相互借鉴,必须注意走修改法律规则的捷径可能带来 的危害。就民事诉讼而言,不同的法院组织、不同的诉讼运行方式和不同的程序推进控制权的 分配三者最有可能成为西方两大法系证据制度移植的障碍。改革必须仔细研究新制度与旧环 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片面的学习和模仿,在实务中难以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些制度是无法 复制的。

讯问录像推动“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之潜力发挥路径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对被告人供述的传统证据规则带来巨大冲击:庭前供述笔录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与质疑,回归对自愿性的过程性而非实体性审查是其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有效发挥讯问录像的证明潜力对于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部分案件中将其作为"备用证据"佐证讯问笔录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在部分案件中部份案件中逐步取代涉嫌非法的讯问笔录而直接作为证据(电子供述)使用,此外,讯问录像还能减少翻供而推动认罪认罚,进而促进程序的简化。有效发挥讯问录像推动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之潜力的程序与证据要求包括:录像之电子供述证据地位的确立;律师在场权的设置与定位;律师阅卷权的全面保障;讯问录像误导性防范机制的建立。

公安机关涉诉信访治理法治化研究——以四川省公安系统的探索为例

公安涉诉信访的既有治理模式下的诸多努力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依然存在缠访、闹访、越级访等不正常现象,反思既有涉诉信访应对机制上的缺陷十分必要。为了维护信访秩序,发展并完善公安机关的涉诉信访治理体系,就必须将治理进一步纳入法治化轨道,将法治化贯穿到公安涉诉信访治理的理念、制度与实践中。在考察全国公安信访总体治理模式背景下,以四川省公安机关探索与实践为基本关注对象,对其涉诉信访的法治化进行了系统考察。当前,应当从树立法治信仰、建立公安机关信访分流机制、完善联动机制、依法终结涉诉信访等方面完善公安涉诉信访的法治化治理路径。

刑讯逼供治理与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功能定位

比较法考察显示:律师讯问在场权出现于刑讯逼供得到治理后,刑讯逼供的治理也不一定需要在场权。我国当前以在场权治理刑讯不具有现实性,甚至也没有必要性,而应当探寻和构建一种无需律师在场权,更为切实可行的侦讯规范模式。正确认识在场权功能的限度并重新对其准确定位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成都市“双加速时期”劳动纠纷非诉调处机制优化路径初探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已基本完成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但以成都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正处在"双加速"时期。在这一时期,有效化解劳动纠纷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至关重要。面对"双加速"时期劳动争议的特点和劳动纠纷解决机制的不足,在反思实践中的"一调一裁两审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劳动纠纷解决机制的经验,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对成都市劳动纠纷非诉调处机制优化路径的初步设想。这一设想对于处于"双加速"时期的全国多数地区具有普适意义。

SRTP模式下的法律英语课外实训机制

伴随着经济和法律全球化,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成为法学教育的当务之急,法律英语作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基础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国各高校当前的法律英语教学却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实践探索和理论回应。鉴此,以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SRTP)为契机,将学生组成科研小组,力图通过开展法律英语课外实训,探索一条科学、高效的法律英语教学新模式。本模式前期探索收效良好,有望推广到整个专业外语领域的教学,并在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同时,为专业外语教学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

警察审讯的权力游戏:德、美、中三国比较研究

警察审讯是刑事司法的决定性阶段。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警察试图查明发生的案件事实,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获取口供。一旦嫌疑人招供,案情就"水落石出"了,案件很可能就会以定罪而告终。过去,警察可以将讯问当作一场具有攻击性的权力游戏。在西方国家,随着启蒙运动、自然法观念和宪法对个人权利保护的确立,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措施得到了发展,警察攻击性审讯技术不再被认同了,但该过程尚在演进中。而今,对嫌疑人最重要的保护措施就是反对自证其罪特权。该特权被解释为要求在审讯开始之前,先对嫌疑人进行警告。警告内容包括沉默权以及律师帮助权等,为了落实这些权利,采用了证据排除规则。而如果嫌疑人想要保持沉默或者会见律师,审讯是否需要中止?而且,大量有损于嫌疑人自主决定权和自由意志的审讯方法被视为非法方法。是否可以对嫌疑人保持沉默做不利推论?尽管有这些保障措施,直到今日,警察审讯必须仍被视为一种权力游戏。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些规则,使得审讯成为一种公平的游戏,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讯问程序之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警察讯问录音录像

一。

职权主义传统下的对话:法国刑事审前程序中的辩护律师

近年来,当事人主义法域的新闻记者、政策制定者与学者对职权主义的性质展开了激烈辩论。英国争论之政治影响多半源自不时由某些政要所提出的这样一个主张——对警察的侦查进行某种监督——应当将法国那样的制度引进英格兰和威尔士。2当遭到质疑的对象不仅仅是特定的规则,而且还包括我们当事人主义制度的根据时,这种主张就会出现。因此,在1991年,冤案昭雪之后,组建了刑事司法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