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人物命名中的解/构辩证

拥有了小说命名权的鲁迅在小说人物命名中别有洞天,呈现出丰富的话语张力与解/建构辩证:在严谨正名(名正言顺)的实践中,他再现了旧的刻板与顽固,也彰显了新的希望与没落;在无名/共名的命名实践中,以洋文命名国人本身既有无处可逃的尴尬又借之呈现出可能的含混与丰富,而共名背后既有麻木单一,又可能有民间力量的反拨;在《故事新编》中,他又有“去名”的操作,呈现出其时他更繁复而深刻的意图——挣脱旧传统之网罗,即使神仙圣贤也未必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而批判与反思更不该就此停止脚步。

后殖民鲁迅:主体性建构视野下的逆袭与正道

“后殖民鲁迅”作为鲁学中相当热门的论题之一彰显出有关理论与个案分析对话的繁复张力和有益链接,在不同时空都有相对精彩的实践。东南亚学者/作家王润华的相关书写犀利地反映出曾经的被殖民者“逆写”的合法与急切,作为“南洋”诗学的建设者,其对鲁迅作为精神资源和中国文化象征的挪用与警醒令人同情且深思。北美学者刘禾的实践既有清醒的棒喝、反问与提醒,又有剑走偏锋的偏执和悖论。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有对殖民主义的深入理解和发展,其香港迷思及上海书写中的借助与补偿功能各司其职,更展现出其丰厚、锐利与发展着的伟大。

鲁迅“中间物”再辨证:进化的中间物

鲁迅“中间物”的话语论述模型主要有三种:历史的中间物、价值的中间物和生命哲学论,但也各有缺点。实际上,鲁迅的中间物使用是有其谱系的,也有繁复的意义指向,我们必须回到其不同文本的原初语境中才能有更准确的判断与逻辑推演。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汇来概括鲁迅中间物的话,那该是“进化的中间物”。这里的进化显然不是线性演进的机械进化论,它可能推进,也可能退化,又可能多种类型并存;它不只是历史的,又不能窄化为价值判断,偶尔也可能回环,它就是在进化中,既有古,又有今,但也指向未来。

鲁迅小说中的创伤再现及其应对

鲁迅少年丧父,生活从小康堕入困顿,赴日留学“走异路”中亦颇多艰辛,而后的兄弟失和打击、与多人笔战、长期患病等等,鲁迅一生经历的创伤体验并不少,在其文学生产中,创伤话语亦屡屡可见。他在对创伤的小说再现中,呈现出创伤的挫败性惯习,一方面指向了传统致人挫败的杀伤力,另一方面则说明现代转换中亦有类似惯习。鲁迅亦有复仇创伤的书写实践,他强调反抗遗忘和自奴,同时亦有攻击性乃至同归于尽的复仇理念。而在其作品中,亦有疗治创伤的书写,其中也是悖论重重。

《野草》中的梦话语

鲁迅《野草》中的梦话语自有其独特品格:一方面是其梦诗学的精彩创制,他既遵循梦的相关特征同时又利用强烈的主体介入人工筑梦;而另一方面他的梦话语意义指向又可以继续深挖,其中既有个体梦,呈现出鲁迅对弗洛伊德等人的性欲说的借鉴与反拨,以及他以梦修复创伤、弘扬英雄气质的关怀,同时也有国族梦,彰显出鲁迅对个体现代性的张扬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而同时鲁迅先生又有更高远的宇宙视野,他的梦话语中也不乏超越时代和现实的未来反思与指涉。

怀柔“蛮”“夷”:岭南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建构策略

颇有历史的岭南现代文学和相对新颖的大湾区文学概念高度交叉,激活前者的内在活力对于后者的丰富与深化不无裨益。从现代性建构角度思考,宏观理路其实就是策略上既要立足本土又要放眼世界,同时面向上必须认真兼顾历时性、空间维度以及可能的内涵和外延融合创制。经由提倡“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巨匠鲁迅个案,我们可以还原并探讨岭南文化的有关文化特质及扬长补短策略,而重点强调的是紧靠丰富雄厚的中华性。著名作家黄谷柳个案返观了岭南(含中国香港)自身“蛮”的发展与进路,其长篇小说《虾球传》中的粤方言+现代汉语的操作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也当然关涉了独特的文化关怀。新加坡作家、学者苗秀个案的文学实践成为岭南文学可能丰富与强大的一种维度——师“夷”长技,添加了另类的视阈与对策——放眼域外,思考“蛮”如何开疆拓土乃至漂洋海外,如何灵根自植,化“夷”为友为己。

论杜运燮的“南洋”情结及其再现

杜运燮的“南洋”情结及文学再现是一个非常有意味与张力的论题,缺乏南洋历史、政治、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往往容易误读乃至忽略它们之于杜运燮的深切影响,而南洋在地学者又容易夸大其影响,实际上这恰恰彰显出作家、华侨杜运燮与国家干部等不同身份在不同时段之间的角力,也呈现出多元文化认同理论的再次落实与更新。大致上说,杜的运燮“南洋”情结可分为:一、在南洋,信奉“此时此地”的在地书写;二、再南洋:短暂回望南洋带来的情感结构变化,但同时又是再见“南洋”;三、归根结底,对于中国作家杜运燮来说,南洋更多是一种载体和精神书写资源。

论鲁迅小说中的英雄话语再现

鲁迅在小说中的英雄话语自有其独特追求:一方面是状描与剖析英雄气质,如其个性/创造,实干与牺牲,借此实现对新人的强调/再造和“立人”思想的再现;同时另一方面他也以同情之笔抒写并自我投射了英雄泪,尤其是迟暮之感,当然他也批判了某些劣根性,其中既有借助英雄的符号化使用,又有滥权的伪英雄。

“大仇斯复”的背后:《斯巴达之魂》文本生成考论

鲁迅从作为晚清政治话语的复仇出发,以希波战争这一经典的“复仇范本”为母题,又在既有材源的基础上有侧重地突出彰显民族复仇色彩的战役节点,使《斯巴达之魂》不仅呼应拒俄运动,更暗含政治革命的意图,反映了近代大小两类民族主义思潮相互纠缠的现象。该文对“斯巴达”题材的选择与浙江的地域文化传统,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探索过程中,与一度被视为近代国家建设典范的“斯巴达”产生精神共鸣有关。鲁迅基于史实对涘烈娜殉身谏夫这段关键情节的建构,与晚清“女国母”“女丈夫”等文学思潮的同频影响有关,从文学层面丰富了复仇的表达。此外,《斯巴达之魂》直到1935年才被重新收编入集,暗示着鲁迅对往昔复仇精神的历时追寻。

陈映真第三世界文学视野的“时空体”研究

岭南香港地区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为陈映真提供了发表与舆论支持的空间,日后更成为其向中国内地探进的中转地。1980年代初期,陈映真的小说《云》《将军族》以跨文类形式融入香港地区的剧社演出与电影制作。在同时段的“南方之南”,新马文艺副刊及旗下的文学奖评审将陈映真列为常宾,陈映真与在台大马学生的实地关联也令其进入马华文学的批评场域。将南方区域的文化与历史作为资源和方法,建设开放的世界华文文学公共领域,是陈映真超越本土、打破战后以跨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首的西方支配格局的尝试。当其融入“南方”的文学发展建制,提供第三世界文学的理论视野,自身也已成为一种文化资源。

抒情视域下的鲁迅创制及再解读

鲁迅弃医从文与周作人联袂投身于改造精神的文化事业,正是看中了文艺作品感染人心的情感力量,可谓一种“以情觉世”的文学观。从呼唤“摩罗诗人”到关注生命存在、求取个体意志,再到自身韧性的“绝望抗战”,鲁迅的“情”与“抒情”关联着他对艺术客观性的追求,显现在作品中即是一种超越主观经验的有效性,是现代抒情的伦理承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他的抒情不仅内含细微精致的文艺审美运思,也与抒情传统的现代形态论题深切关联,是现代抒情传统寻根的重要通道。

“反激”的对流:《幸福的家庭》、《理想的伴侣》比较论

鲁迅《幸福的家庭》作为对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的拟写给当时相当年青的许钦文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和提升。但平心而论,《理想的伴侣》中也确有其可观之处,从而形成了二者的"反激"的对流,这两篇小说中的对流、交叉、契合与差异,无论在叙事技艺上,还是在意义营造上都有值得重新探究之处。

后殖民语境下的香港寓言——从麦兜系列电影看九七后香港想像的流变

麦兜系列电影(《麦兜的故事》和《菠萝油王子》),是九七回归后香港影坛上引人注目的两部本土制作卡通电影。麦兜的形象因包含了香港境遇的种种象征,整合出处在后殖民时期的今日香港写照。除此以外,麦兜影片的意义更在于他为香港人提供了一个自我观照的"本土想像"蓝本,也为内地观众构筑出一个有别于以往的想像香港的方法。

执著与暧昧:《过客》重读

毫无疑问，鲁迅先生的《野草》作为独特的创制，由于“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①，使得这部诗与哲学交汇的集子更呈现出艰深晦涩、歧义丛生却又不可替代的魅力。相较而言，《过客》作为其中别具一格的书写而更具不可遏抑的独创性和复杂性。

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

在20世纪以来的华文文学研究中,华语语系(Sinophone)新术语的出现,不只是语汇的更叠,而是有关中国文化/文学内部的权力话语组织结构和外部的国际化运作错综交织的结果,这里面既有推进我们自身研究的丰富可能性,又不乏悖论与偏见。作为置身其中的研究者,我们自然应有所回应,而且更要建立一种平等对话关系,亮出观点,正本清源。

论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

将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置于中西方文化交接的平台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其实和西方话语有着神交的一面,但同时,鲁迅对这些话语却又有更具化和丰富的一面。癫狂话语的形构既是对传统文化逻辑暴力结构的批判,同时又是对被压抑的可能性和新的现代性的称羡。而耐人寻味的是,如果重新审视"狂人"形象,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形成中的吊诡之处,它既是反传统的传统主义者和拿来主义者,又是对西方话语进行改编的本土进化论的先知先觉者。

本土性的纠葛——浅论马华文学史书写的主线贯穿

考察马华文学史的编纂史 ,本土性向度的缺席往往令许多书写在今天看来不尽如人意 ,甚至捉襟见肘 ,有偏离主线之感。但为何本土性 ?可能性如何及如何可能 ?都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论文力图勾勒本土性物质性发展的历史流变 。

论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

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相当耐人寻味,它是人们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娱乐功能中呈现出一种集体的认同感,揭示国民性的无聊、压抑、麻木;同时流言政治也可能从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继续扮演妖魔化、模糊化或杀手的角色。而更要注意的是,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同样也有自反实践:它既揭示集体文化杀人中流言的效力,同时又企图发挥其拯救和提升功能,发人深省。

重构与想象:上海的现代性——评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本文从“现代性的追求”与“考问现代性 :内核、他者与另度理路”两个层面对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 1 930 -1 94 5》一书作了深入的分析 ,并从“上海现代性的想象与重构”方面对此书的价值作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