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有时间界限文字的书名著录——与李锡初同志商榷

《江苏图书馆学报》1984年第二期刊载的李锡初同志《书名前说明时间界限的文字著录》一文,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书名前的说明时间界限的文字”“著录在书名前”还是“书名后”?二、“如果在书名前后同时存在着说明时间界限,表示性质、体裁、卷册数(包括辑、部数)的文字”时,“它们之间著录的先后次序如何确定”?作者根据自己对《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下称《条例》)的理解,列举了实例,进行了尝试,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笔者觉得他的看法是片面的,做法也是欠妥的。《条例》本身对有关书名项的著录已作了比较明确的交代,只须稍加留意,不难细察,谨以下文商榷之。

谈“油印资料”之不足征引为文献

读罢一篇图书馆学论文,常于其末所附之“参考文献”或“引文注释”目次中,见到注有“油印本”、“打印本”、“××科学讨论会交流材料”、“××培训班讲义”等等的字样。这表明,在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非正式出版信息载体(以下统称“油印资料”)被征引!

《中图法》同位类目配号规律之我见——与黄志霄同志商榷

黄志霄同志发表于广西《图书馆界》1985年第3期的《<中图法>同位类配号应有简明的规律性》一文。对采用八分制和双位制的部分同位类目的配号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比较,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希望有利于业务工作与读者检索,应该说,这对于当前《中图法》标记符号及其序列的修订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然而拜读全文之后。

关于“款目”释义的看法

“款目”到底是什么?确实是一个图书馆员在业务中应当弄清楚的问题。所谓“款目”到底是“一张经过著录后的卡片”还是这张卡片上的“每一条记录”呢?我认为两种说法都对,二者并无矛盾。前者是从集体的角度讲的,后者是从个体的角度讲的(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试作分析如下:

书名加注汉语拼音好

最近,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人民文学”和“辽宁文学”、“外国文学”等出版社所出版的一些新书版权页上,汉字书名项下加注了汉语拼音文字,这真是一项有益的改革！目前,在图书馆界采用汉语拼音法,己成为社会公认的一种最科学、最理想的排检方法,在图书馆的书名目录和书次号的组织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古语说:“勿以善小而不为”。

还是保留“馆员”泛称好——业务用语辩证之二

有的同志认为图书馆界在国家颁布《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以后,不应再继续广泛使用“图书馆员”(简称“馆员”)一词。认为该词已属专指,不宜再作为图书馆工作者的泛称了。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书标与标准化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利用色彩的特殊功能来类分图书了: “(唐)开元时,甲乙丙丁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盖州麻纸写。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

一个有益的尝试

打开书目文献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图书,细心者不难发现:它们的版权页上除了“统一书号”外,还标明了《中图法》的“分类号码”。如《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为G25306。我相信,凡是使用《中图法》分类的同志都会额手称庆,感到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号码区区,功德无量。 当前,图书馆目录著录的标准化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推动目录工作现代化的重要措施。一些国家的“图书在版编目”

再谈含有时间界限文字的书名著录

读到任书青同志的《表示时间界限的文字应如何处理》一文,首先使我想到的,是得向《江苏图书馆学报》表示敬意——她十分重视学术争鸣,慷慨地为关于书名著录不同观点的文章提供了宝贵的园地;又非常关注这场讨论,将它延续到三年后的今天,使我获得了向任书青、田文清两位同行一并求教的机会。

关于报刊代号的讨论

编辑同志: 贵刊1986年第1期刊载的郑树志同志《三种国内报刊工具书评介》一文,简要评介了《中国报刊名录》、《全国报刊内容汇编》及《国内中文报刊简介》,对图书馆员熟悉和使用它们,科学地管理报刊是有一定帮助的;但该文在个别问题的说法上似乎还可以进一步讨论,现拟就此谈一点个人看法,供作者与同行参考。

有感于辑录资料失误

夜读金戈同志的《〈图书馆学目录学书目索引〉评误》(载《宁夏图书馆通讯》1985年第3期),深有感触。金戈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乔好勤同志所辑资料((图书馆学目录学书目索引选目(国内部分)》(载《图书情报知识》

浅谈期限表的改革

期限表始于何时?限于资料与水平,笔者尚无力考证。不过,从它的作用看,似乎可以这样认定:凡是需要控制图书流通期限的图书馆,就会有它合法地位的存在,从而成为传统的图书加工过程的一道工序。在长期的实践中,虽然它对于业务经费的开支尚无足轻重,但却给编目部门造成巨大的与册俱增的加工量。可是,实际效果又仅仅局限于那些有幸离库流通的图书。因之,它曾与书袋卡一样,每每使人处于持之生厌、辍之不舍的窘境。在历次改革浪潮中几度沉浮,其存废或改革终未适得其所!

分类登记弊多利少——与陈浥凡同志商榷

关于图书的个别登记,陈浥凡同志最近提出了“在县、区级等基层图书馆还是采用分类登记好”的主张。(见《图书馆学刊》1984年第3期)对于他的这一主张,我是持否定意见的。我的论点是:分类登记,弊多利少;只能扬弃,不宜提倡。下面试列分类登记的六大弊端,作为反面论据,进行拙劣的论证,以求争鸣、探讨。

外国著作的不同译本是否应算作同种书?——与彭俊婷同志商榷

外国著作的不同译本是否应算作同种书?提出这个问题,乍看似乎是多余的:既然是某一外国著者的同一原著,由于事业上的需要或研究者的兴趣,而出现了两个或更多的不同译本,在分编时当然应当将它们作为同一种书处理哕,何况《(中图法)使用说明》

几点建议

六月六日见到贵刊今年第一期,知拙作巳获发表,特致谢忱! 借此机会,略抒意见数语,仅供参考: 一、今年开辟有“手稿文摘”一栏,很好!但建议在文摘后加注原文字数,象《新华文摘》一样,便于了解原文之容量及深度。对钱振新同志所提“本刊未用稿目录”一点,特持反对意见。一则,原稿发表与否,本身即存在一定质量差距,搞文摘已是取其所长,扩大信息了,如只发表个题目,难道就好在标题的含义或措词吗?二则,对信息传递是毫无“质”的增强,即便“量”的“扩大”对学术研究也无直接作用。

也谈书名加版期组成的书次号——与王国华同志商榷

王国华同志在今年第二期《图书馆学刊》上介绍了丹东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编制的一种书次号,即以书名字数(九个字以内)加上其出版年月组成的书次号。笔者认为比之单纯采用版期书次号,在减少同类目、同版期图书的重号现象方面具有一定效果(重号率约为原来的九分之一);其缺点则是相应增加了一位书次号码。总的说,对书次号的探讨仍可算作是一个革新。

用分类导片兼作种次号记录卡

目前,采用种次号解决同类图书排列的次序问题在基层馆是比较适宜的办法。但它有个难以克服的缺点,就是为了避免图书按种取号时发生重号、漏号现象,必须增设相应的种次号记录卡。对于这种卡片的安排,各馆不一:有的全部集中在专用目录匣中,另行组成一套目录;有的则化整为零,分散于公务分类目录体系中,或紧随该类导片,居首张目录片之前,或背倚下类导片,断末张目录片于后。但不管怎样,都令人感到是一个多余的负担。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我们试作了一些改进。

“参考文献”提法小议

最近,邓顺国同志和刘传和同志提出了图书情报专业刊物发表论文应附参考文献的建议(注),对此深有同感,非常拥护。但又觉得这里还有一个提法(即措词)的问题值得斟酌。学术论文的写作借鉴于前人或今人的书面成果,不外两类情况:一类是直接、具体地引摘原文(或转引文)的语言、数字及图表等,在行文中一般是用引号标明所引范围并序列注脚,再于文末列出相应的出处(作者、篇名、卷期、页数等);另一类则是间接、笼统地汲取他文的精神实质,以自己的语言和风格转述,这在文中较难明显表现出来,一般是于文末附列所涉及文章的作者和篇名。以上两类情况是有一定区别的,要求也不一样。

关于中文期刊刊次号的编制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的问世,促进了期刊分类工作的开展,使期刊分类号的编制获得了可资依循的统一标准。但从整个索刊号来说,问题似乎只解决了一半。

图坛求实录

笔者深感学习图书馆学论文是获取信息、增长知识的良好途径。当然一篇佳作也难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有的观点欠妥,有的论据不足,有的论证失误……。但为此写成专文又无甚必要,故仅录其片断,附志管见,姑作札记备存。今聊择数则,谨呈原作者与同行教正。一、事物类比失误,导致属种混淆“民间文学、熟语和谚语,三个概念是互相联系,互相区别的。……将三者的关系用数学符号表示则:民间文学〈熟语谚〉语。亦即民间文学和熟语都可以做谚语的上位类。……换言之,谚语具有民间文学和熟语的双重性。”(徐平《谚语类图书如何分类》,载《图书馆杂志》1985年第1期) 按:就类目隶属而言,以民间文学和熟语分别与谚语相比,则其范畴确均大于谚语;但一经使用数学公式将三者连续类比,则导致民间文学虽大于谚语却小于熟语的谬误.须知,民问文学本属文学样式,而熟语则系语言类型,二者性质不同、体系各异,其间并无必然之内在联系,故不宜直接类比;设若强行相较,则前者理应包容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