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约程序视角下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属性探析

当前对认罪认罚具结书属性的认识主要有“犯罪嫌疑人单方承诺或声明”和“控辩双方诉讼契约”两种观点。单方承诺的观点难以解释具结书中所蕴含的双方因素及其效力欠缺的问题;控辩契约的观点虽然符合契约构成要件要求,但仍然存在形式要件和缔约程序上的漏洞。基于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模糊认识和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偏差,首先要框定控辩契约签署与具体诉讼环节的对应关系,而后才能清晰地分析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本质属性。要约承诺理论的引入既明晰了控辩契约各环节的承接关系,也契合了诉讼的流程化运行特质。基于要约承诺理论,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本质应为控辩契约中的承诺,同时亦是控辩契约的固化形态。

缔约程序视角下的准量刑建议本质探析

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契约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其具体订立环节尚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在引入要约承诺的缔约程序理论视角下,认罪认罚从宽中的契约订立环节得以显现。在标定的缔约环节内,以承诺为基准可以反向推知具结书签署前的准量刑建议应为要约。同样,具结书签署前的准量刑建议亦符合要约所应具备的四项要件。进而,准量刑建议作为要约则应具备形式与实质的双重拘束力。对检察机关而言,准量刑建议的要约形式拘束力使其一般不得撤回和变更要约。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准量刑建议的要约实质拘束力不仅使其获得了承诺的资格,也使其一经承诺则要受到约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问题研究——以余某平案件为例

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基础看,二者之间的趋同性和差异性对其如何适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二者的趋同在于价值选择、目的和功能作用三个方面;而其差异则在于整体与部分、维护利益倾向和是否涉及新诉讼模式三个方面。从个案角度看,余某平案折射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两大困境,即刑罚轻重比较的失序和认罪认罚中“求轻”抗诉效力的缺失。由此,应当从确立刑罚轻重比较规则和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诉权对审判权制约规则两个方面来破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