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慈蕴在第四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实务探讨专题论坛上的发言 股东代位诉讼是投服中心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渠道

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参加第四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并在论坛上作演讲。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股东代位诉讼是投服中心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渠道》。我们知道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在第93条、第94条、第95条分别提出了几条维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渠道,这几条渠道其实都是投服中心可以用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渠道。

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

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这一概念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不能够以购买的物品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品作为判断是否为"生活消费"的标准,判断是否"生活消费"也不应考虑购买者的目的与动机.关于医疗纠纷能否适用<消法>的问题,应当肯定医疗关系是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符合<消法>适用于商品、服务两类消费关系的规定要求.但对于医疗关系,并不一定要适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对患者的权益加以保护.

规制董事利益冲突交易的披露原则

董事利益冲突的交易 ,在普通法国家属于董事忠实义务规制的范畴。自我交易作为利益冲突交易的主要方式 ,一直受到大陆法和普通法系国家的关注 ,虽然两大法系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方式 ,但使利害冲突交易朝着有利于公司和股东的方向发展则具有共同性。英美法国家根据本国的法律传统采取了披露和公平规则作为规制自我交易的法律方法 ,虽然该方式也有缺点 ,但在目前仍然是一种主要的方法。本文主要探讨了披露规则的优点与存在的问题 ,并对我国所应采取的方式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论中国公司法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沿革、最新发展与未来走向

公司法作为规范投资人设立公司、运营公司的商事组织法,与公司实践密切相关,是为解决公司运行中的问题而诞生。我国历次公司法修改都体现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相互交融的特点。为中国企业的创新创业保驾护航,提升国际化的竞争力,是本次公司法修正启动的动因。中国公司法的现代化已经初具规模,而本次修改,应在较高层级上实现公司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具体而言:在公司组织形态上,应采用公开公司与封闭公司的分类;在公司治理上,应进一步扩张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力度,进一步完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监督机制,将公司社会责任具体化;在公司并购制度上,应增加公司合并、分立不同角度的分类规定,确定公司收购与反收购的决策权归属;在公司集团制度建构上,应引入、建立、健全公司集团的相关法律规定。

评我国独立董事之引进

内容捉要 从中国公司治理的现状来看,我国独立董事的引进有其必要性。这表现在促进董事会内部制衡、填补监事会监督的盲区两个方面。在肯定独立董事必要性的同时,我们应正视独立董事作用存在有限性。这包括独立董事权力滥用的可能、精力和能力有限以及其保持独立性的两难困境。因此,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减抑独立董事先天缺陷、促进其作用发挥的措施。

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应向谁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公司成立之后,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存在不明确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公司法》第28条、第31条和第84条、第94条的规定,均涉及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但存在体系上不一致及逻辑上的不严密之处,其中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应当向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殊值质疑。显然,股东出资义务之性质是股东因违反出资义务而承担违约责任的理论基础。从公司设立协议、公司章程、公司法人性等方面对股东出资义务的性质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应当向公司而非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的结论。

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投资合伙企业引发的法律思考

相较于1997年《合伙企业法》,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在制度上有许多调整,公司可以参与合伙并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即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创新之一。但是,公司作为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参与合伙企业经营和管理,毕竟与自然人以普通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到合伙企业之中有着很大的区别,可能对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小股东、公司债权人等造成不利影响。在实践中,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关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公司在利用合伙企业的投资优势的同时,能够建立适中的风险防范机能。

公共服务型政府与计划法律制度的建设——围绕“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谈起

管制性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其中计划法律制度的建设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在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在规划的制定、执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转变正是公共服务理念的体现。只有将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纳入法律程序,使其内容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色相适应,才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总体方向的指引。另外,与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相适应的计划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法律制度的建立也需要引起学界的重视。

论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

在政府采购中,合同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特别是合同的基本特性在政府采购合同中都能得到体现。然而,政府采购合同又与一般的民事合同有所不同,它兼有民事性和行政性。基于对确立市场秩序和实现宏观调控的考虑,本文作者认为,应将政府采购合同界定为一种具有较强行政性特点的民事合同,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政府采购合同的基本原则,以规范政府采购合同,实现政府采购的功能。

反不正当竞争法实践之路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实施以来。对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发展，其又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即将二十载之际，对其进行回顾和反思，并对其未来发展予以规划．具有现实意义。

有限责任公司全面认缴制该何去何从?——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第47条

《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中增加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的出资需在五年内缴足的规定,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全面认缴制的又一次讨论热潮。回顾过往商业实践可以发现,全面认缴制在发挥其鼓励投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股东滥用期限利益逃避出资义务的严重问题,由此衍生出大量股东出资纠纷。股东出资义务兼具法定性和约定性双重属性,立法设计中需厘清资本认缴制的边界,划定股东期限利益的范围。《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将限制认缴期限和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作为认缴制的配套约束机制,虽然二者都具备维护资本充实和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功能,但各自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价值。通过对认缴制的再认识对之进行科学评价无疑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

营业转让的法律规则需求

营业转让作为一种将具有一定营业目的、有组织的机能性财产全部或者重要部分进行有偿转让的商事活动，已在我国商事实践中广泛进行，并越来越为商事主体所青睐。这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企业为了进行组织体重构、经营规模再造或者营业活动更新，可以通过受让他人具有营运价值的营业财产及相关营业活动，快速实现自身扩张、良性循环、获取盈利之营业目的。

经济法律手段的软约束不容忽视

经济法律手段是我国深化改革，推进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实现法制化社会的重要手段。与其他手段相比，经济法律手段足以明确规范各经济主体权利与义务，并以强制性为主要特征的，即刚性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发现，许多经济法律在其实施和适用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形和扭曲，失去了其应有的刚性和拘束力，不能有效地规范各类主体的行为与制止紊乱的经济秩序，令立法者的意图和法律实施的目的都难以实现。

公司法修改大家谈(笔谈)

本期刊发的10篇笔谈文章,对我国公司法修改的框架体系、原则方向到具体制度的构建修订展开研究探讨。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提出,公司自治和公司法的强制性与任意性问题是贯穿和覆盖整个公司法制度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强化自治、弱化强制依然是公司法修订的重要方向。清华大学朱慈蕴教授进一步解构了认缴制,提出股东出资义务具有法定性和约定性双重属性,认缴制实际上是通过公司法给予股东自治的空间更加宽广,属于股东出资义务的约定性。西南政法大学赵万一教授提出,公司法的修改必须基于中国的国情,聚焦于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必须秉持中国立场,践行中国道路。中国政法大学李建伟教授在分析股东身份纠纷发生诸场景的基础上,提出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身份认定的规则在商事外观主义和实质主义二者之间反复摇摆,股东身份认定涉及组织法与契约法的双重法域关系处理,对于任何一方面法域关系规则的忽略或者对二者关系的处理不得当都会导致裁判规则的偏颇。“谁是股东”这一中国式公司法问题应在公司法修正再完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徐强胜教授提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更多的是强调了公司独立财产的意义,体现了物化的人格与混乱的财产关系,是对公司人格的误读,公司法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基础,强调公司的独立人格价值,回归人格意义表述。西南政法大学汪青松教授提出了公司不特定利益相关者保护的公司法路径,应当通过妥当的制度设计推动公司将对不特定相关者的利益考量内化为公司自身的主动行为。西南政法大学曹兴权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三十五条、九十一条、二百条三个条文涉及抽逃出资禁止规则,公司法修改时应废除认缴资本制公司中的抽逃出资禁止规则,删除上述三个条文,通过出资义务履行规则的解释机制实施法定资本制度的特殊公司贯彻抽逃出资禁止的监管政策。河南大学法学院樊涛副教授等提出,我国公司法应当增设“国有公司”一章,明确国有公司的概念和范围、规定国有公司的出资方式、股权结构等基本规则以及国有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权力配置、人员构成、责任承担等特别规则,明确党组织是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国有公司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陈彦晶教授提出,我国法律上缺少对资本公积的具体调整规范,解释适用上的混乱不可避免,公司法修订时应妥善处理资本公积规则,对注册资本和资本公积一体对待。如果仍保留注册资本与资本公积两个概念的话,则应将二者在减资、分配等规则设置上一体对待。福州大学朱圆教授提出,介于营利企业与非营利企业之间的社会企业设定了营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双重经营目标,有别于传统营利型企业。我国现行公司法的主要适用对象是营利公司不能直接用来解决社会企业所面临的双重经营目标之间的冲突及其调和,我国的公司法中应专门规定社会企业设立和运营中需要遵守的法律规则。

无面额股制度引入我国公司法路径研究

传统上,面额制度承担着保护债权人、维护股东平等和招徕投资者三项功能。然而这仅是一种误解。股票面额的存在人为地区分了股本和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但这二者本质上都是所有者投入资本,性质上并无不同。面额还阻碍了股价低于面额的企业增发新股的可能性。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抛弃了面额股制度而改采无面额股制度。无面额股制度能够避免面额股制度的缺陷,能够简化会计处理,减少对投资者的误导,同时还具有利于创始人掌控控制权、便于股份的细分与合并、方便公司发行股票股利等优势。我国应引入纯粹无面额股,新设立的公司只能发行无面额股。同时,会计上可以取消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并降低法定盈余公积停止计提的限度。

新时代十年商法的成就、经验与展望

一、新时代十年以来商法实施成就斐然(一)商事立法是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修改《公司法》《保险法》《证券法》《电子签名法》,修改《商业银行法》《拍卖法》《招标投标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前正在修改的有《公司法》与《企业破产法》。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在母子公司中的运用

母子公司的经济优势，使其自本世纪中叶以来获得迅猛发展。但母子公司中普遍存在着母公司一方面利用子公司的法人独立人格，将自己的责任“镇定”于投入子公司的财产，另方面又利用对子公司的直接支配权，为自身利益而损害子公司利益的现象。为此，西方国家广泛采用了“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令母公司直接对子公司债权人负责。在此基础上，又创设了实质合并原则、深石原则和衡平居次原则。

法律制度是商品经济新秩序的保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商品经济新秩序是指保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按照其内在规律正常运行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关键在于围绕市场运行规则,建立起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和政府管理行为的法律制度,培养各类主体自觉遵守市场运行规则的习惯和意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改革开放——我院举行第11届学术讨论会

我院第11届学术讨论会,从1987年10月21日开始举行。首先由各系、教学部、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等单位先后分别召开了讨论会,结合本专业的有关学科,重点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各单位交流的论文总计171篇(其中经评选向全院推荐的33篇),校外有关部门和院校的同志分别参加这些讨论会的共三百余人。在此基础上,11月21日由何桂林副院长主持召开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全院性讨论会。

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制的设想

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制的问题,学术界已经作了大量而有益的探讨,一部分企业也已经开始把股份制付诸实践。从实践的结果看,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暴露出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方面。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制的必要性及原则、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份制的实施,以及国家对股份制企业的宏观控制等问题再作一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