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思考

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是高等学校的一项根本任务。从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意义入手,分析了当前大学生科技创新的现状,提出了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具体措施。

实践科学发展 做好八件实事 力促学生就业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宏观就业形势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对河南省的影响呈现“来得迟、走得慢、影响深”的特点，对就业形势的影响逐步加深。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的就业状况又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试金石。可以说，毕业生就业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以“互联网+”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曾经在30年前以《失控》一书精准预言"互联网+"时代降临的美国作家凯文·凯利在其新著《必然》中指出,在未来二三十年,科技的发展将给世界各地带来一些"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来自分享、互动、流动、认知四个不同的推动力。我们必须感到高度自豪和充分自信的是,在新一轮的"互联网+"浪潮中。

行政法视域下权力清单制度的重构

现有权力清单制度存在着目标定位上法治与治理之间关系紧张、实施路径上的手段与目标不匹配以及核心范畴内权力与责任分离等问题,导致以＂治理＂为价值目标的改革功能极大弱化。

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

早期行政法学普遍经历了从行政科学到法律科学的转向,而现代行政法学则从以司法审查为中心转向以行政过程为中心。发韧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府规制理论为现代行政法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革新传统行政法的概念架构和学理体系,建立起对真实世界行政过程有解释力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

法治政府建设的二维结构--合法性、最佳性及其互动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及法治行政实践中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以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为核心的合法性考量,二是以提高政府效能为核心的最佳性考量。行政法理论也应当围绕合法性和最佳性的二维结构展开,在具体的展开路径上,合法性考量和最佳性考量均以主体——行为——程序——监督为逻辑顺序,但在内容向度和考量节点上大相径庭。在多元方法论的支撑下,以书面执法指南、实验性法律及其绩效评估数据库、制度创新模块数据库等为实践载体,合法性与最佳性应当并且可能进行互动与循环,从而实现最佳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之下,上述二维结构的互动使得法治行政因此成为一种"生产力"。

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实证分析

从侵权法的角度考察,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中的违法归责原则属"主观违法",这一认识可以克服违法归责原则的局限性:将违法视为行政机关对各类为其设置注意义务的法规范的违反,从而扩大了违法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但该原则仍然存有无法克服的局限。在分析法学的"主客观法律秩序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过错归责原则意味着对主、客观法律秩序的双重违反,而无过错归责原则仅仅是对客观法律秩序的违反。完善我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根本出路,在于以过错归责原则取代目前的违法归责原则,并将无过错原则确立为辅助性的原则。

专利资助政策的困境与改革要略

专利资助政策带来了专利申请的春天,但也面临"诱发垃圾专利"的责难。究其根源,在于资助程序设计存在瑕疵:专利资助政策罔顾我国专利初步审查制的缺陷,将不经实质审查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纳入资助范围,却缺乏相应的专利筛选机制,且资助额度设置不当,扭曲了部分专利权人的申请初衷。专利资助政策走出困境的路径有两条:一是借鉴他国利用检索报告限制行使不稳定专利权的做法,将专利权评价报告设置成资助前置程序;二是借用科技查新体系,将科技查新列入资助必经程序。以专利含金量为考量基点,限缩资助范围,择优资助,可克服专利领域的规制失灵现象,从而实现政府促进科技发展的规制目标。

“互联网+”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畅想

畅想"互联网+"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理念上可能凸显诚信原则的基础地位,行政法律关系上或许转型为相对人中心主义,组织结构上将迎来扁平化与多元化的格局,运行方式上或可实现法治政府开放、互动、一体化运转。

行政约谈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建构

行政约谈逐渐被应用于行政活动的各个领域,但实践表明,约谈方式的功能定位尚不清晰。置于规制谱系来看,行政约谈应当以遵从理论为基础,以促成守法为目标,并以惩罚性方式作为后盾。在制度设计层面,需综合考量企业的违法行为与违法程度以及守法意愿与守法能力,确定合理的约谈适用范围;兼顾权力控制和权利保障的消极面向,以及面向未来起到形成性与调整性作用的积极面向,建构约谈程序;强化企业守法的内在动力,形塑企业的自我反思能力,探索约谈内容。

行政行为的重新定位

在大陆法系国家 ,行政行为一直是行政法学和行政法的核心概念 ,但对它的定位却大异其趣。当前 ,我国大陆对行政行为的定位亦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在保留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功能概念的基础上 ,另外创设“行政处理”等概念来概括具有法律行为特征的具体行政活动 ,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事实上 ,对某个特定的行政行为而言 ,它通常既有法律行为的属性又有事实行为的特征 。

“行政服务中心”模式的实践、正当性与时代出路

"行政审批局"模式与"行政服务中心"模式并存的地方制度实践及其引发的学理争鸣是我国行政许可集中化改革沉浮的真实写照。立足于顺应行政体制改革、符合专业性许可审查要求、提升行政审批效能三个维度的解读显示,"行政服务中心"模式于当前更值得推崇。在各地"行政服务中心"模式不拘一格的当下,为防止其在实践中朝着"运动化"、"无序化"趋势进一步蔓延,应尽快对行政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法律地位与制度保障机制等进行明确和设计。

论公共利益

在法学视野中 ,公共利益具有一般法律意义以及作为权力行使事实要件两个层次的含义。权力行使的事实要件是其本质属性。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是指不确定多数人依规范和客观社会事实所享有之利益。对于权力行使事实要件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则应从功能上的必要性、价值上的优位性、手段上的比例性以及程序上的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判断。

政府对彩票业的法律规制——问题、成因及和谐社会理念下的制度面应对

我国彩票业在取得相当业绩的基础上,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深刻的制度面成因,主要是现行监管体制和发行体制的重重弊病以及彩票管制规范基础的薄弱。在和谐社会理念引导下,彩票业的规制改革应当着力于彩票管制正当性和效率性的双重考量。具体而言,应当以市场化为导向改革发行体制,以独立化为目标组建新的监管机构,从各个位阶补足彩票业管制的规范,并在管制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类似于彩票管制这样的公共论题,需要多学科的融合以加强知识累积、促进制度建设。

行政复议机关被告资格刍议

《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重要问题之一为行政复议机关是否应当担任被告的问题。基于复议实践中出现的大量问题,修改中提出了大量复议机关是否担任被告的具体方案,其中的本质区别在于如何认识行政复议制度的根本功能与行政复议机关的性质。从现行法制的运行来看,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于以纠纷解决为主、行政监督为辅似乎更为妥当。从公正性与独立性而言,复议机关在性质上无法实现完全的司法性。因此,行政复议机关具有担任被告的正当性与可能性。在继续探索更为中立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的前提下,将适合复议机关作被告的情形限定于复议机关不作为与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两类可能是现行法制下较佳的解决方案。

行政组织法的功能拓展及其制度设计

传统行政组织法在行政主体理论范式下,以控权为核心,主要解决行政诉讼被告、职责职权如何锁定等主体合法性问题。随着社会功能的分化和自治能力的增强,传统行政组织法必须自我增量,行政组织法亦当发挥作为推进纵向分权、横向分工、行政与社会分权的符号与工具的功能。当前,面临现代国家行政任务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行政组织法还应当关注各种行政组织形态的基本样貌及其类型化特质,并从事其与特定行政任务之间匹配性、关联度的研究作业。公共行政组织的合法化、最佳化(正确化)构建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

行政不作为违法之国家赔偿责任

行政不作为违法以现实的行政作为义务存在为前提 ,以行政主体能够履行而未履行为必要。怠于行使自由裁量作为义务的行为只要违反合理原则即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因行政不作为违法造成相对人损害 ,只有在相对人具备公法上请求权时 ,方有可能成立国家赔偿责任。作为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 ,必须区分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分层次考察 。

职业主义法学教育与“2+2+2”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职业主义法学教育是现代法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在法学教育中践行职业主义,是法学院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必然选择。这既是法学教育历史发展的选择,也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2+2+2"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是对职业主义法学教育的一种新尝试,以推动法学教育的专业性、公共性和自治性,培养符合新时期需要的应用复合型法律优才。

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直接实现行政的目的或单纯为行政事务与他方订立的合同。在行政主体合同权利的限制、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特权、合同的瑕疵与救济方面 ,行政合同均存在有别于普通合同的特性。这些特性意味着行政合同具备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