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文化合成和传统发明——红色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意义

红色文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文化研究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也存在尚未形成特定的研究范式、甚至缺少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深度的理论阐释等问题。引入既有的社会科学概念或理论,实现红色文化研究与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相衔接,从总体上建构红色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就此而言,文化学研究领域的三种重要理论——“国家记忆”“文化合成”和“传统发明”为红色文化研究范式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国家记忆”有助于厘清红色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合成”有助于阐明红色文化的生成逻辑,“传统发明”有助于揭示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建构红色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对于推进红色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深入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以文化人·数智赋能——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展示与研讨会”综述

2023年10月22日,“以文化人·数智赋能——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展示与研讨会”在福州召开。会议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指导,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福建省教育厅主办,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福建省)、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建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专家指导组、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

博洽德《通俗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内容,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博洽德所编《通俗资本论》就是其中之一。鉴于马克思《资本论》卷帙浩繁、博大精深,博洽德所编《通俗资本论》以通俗化为目标,巧妙承接了《资本论》所有三卷的主要内容,先后被译为英、俄、法、日等多种文字,在《资本论》的国际传播中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20年代,《通俗资本论》由李季翻译成中文出版。在翻译《通俗资本论》的过程中,李季坚持秉笔直译,强调忠实于原著,为早期共产党人研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经典的启蒙读物,引导一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进程。

《扬州十日记》与辛亥革命——一个书籍史和阅读史的分析

在以“排满”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宣传中，《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等曾被当作禁书的晚明遗献被进一步复活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从书籍史的角度看，《扬州十日记》主要通过革命团体、学校和家庭、书店和书摊等途径秘密传播；在文本形态上以单行小册子为主，兼及《荆驼逸史》和《明季稗史》等丛书和类书本；在流传空间上以江浙、两湖和广东为最多。从阅读史的角度来看，《扬州十日记》之被选择既与其文本的质朴、生动有关，同时也与扬州本身的文化象征意义有关；而从外围层面看，则与当时清朝处于第九世光绪统治时期及其与《春秋》“九世之仇”的典故相耦合有关。就阅读方式而言，读者主要以自读（含夜读、半读）、共读和诵读为主，容易与阅读环境发生交相呼应关系，使得当时的读者产生了相当一致的阅读心态。

“中国梦范式”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体系的新确立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时效性和针对性,要求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必须把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学科属性特点,通过分析"纲要"课教材体系确立的基础(即"革命史范式"),进而反思"现代化范式"作为教学体系的贡献与局限,重新讨论以"中国梦范式"作为"纲要"课教学体系基础的可能性。据此可以发现由于"中国梦范式"有效包蕴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让"革命"和"现代"最终以"中国梦"为指向,因此能够为"纲要"课确立新的教学体系。建立在"中国梦范式"基础上的教学体系,把中国近现代史统一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从“历史背景”到“历史世界”——中共党史书写中的晚清时代(1840-1921)

随着"中共党史学"日渐引起学界的重视,有关中共党史的通史著作不断出现。然而由于中共党史与近现代史之间,既存在交叠,也存在分野,晚清时代(1840-1921)在中共党史书写中显得相当尴尬。通过回溯现有中共党史著作对晚清时代的历史书写,重读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借助从"历史背景"到"历史世界"视野转换,或可将在自然时间序列上外在于中共党史的晚清时代,有机纳入到中共党史的历史书写中。将晚清时代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世界",解析这一历史世界的时间起点和具体内容,可以加强中共党史书写的脉络感,同时也能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性和合法性的认知。

20世纪以来中国善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善书(或称劝善书)是一种劝善戒恶的书籍,在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广为流传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与此相关,对中国善书的研究较早得以展开,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而言,20世纪以来的中国善书研究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本学界及欧美学界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并逐渐形成了三种主要研究路径:宗教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善书研究的学术史脉络,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善书研究,亦即可以看到中国善书研究的三种可能走向,包括书志学的继续推进,横向的社会史视野和纵向的思想史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善书研究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广义古田会议”概念建立的基本依据和重要意义

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在建党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推进古田会议研究必须建立"广义古田会议"概念。"广义古田会议"指的是从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共中央"二月来信"开始,到1929年12月28-29日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狭义古田会议")为止的一系列会议,包括湖雷会议、白砂会议(早康会议)、红四军党的七大、红四军党的八大和红四军党的九大等五次会议。会议背景相近、会议主题相续、会议精神相承,是"广义古田会议"概念建立的基本依据。建立"广义古田会议"概念,对于理解古田会议的政策过程和会议精神、坚定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重访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以湖南士绅聂云台为例

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引入"低音"视角,从关注底层革命到关注革命底层,研究那些不易被人重视、但又实际存在,甚至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思想和事件,应当是新的研究课题。以湖南士绅聂云台的个体心智、家庭生活和国家情怀为例,可以看到近代士绅在经历诸次革命活动中的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交织互动。尽管从未亲身参与过辛亥革命及前后的系列政治活动,但聂云台无论是在思想观念,还是在行为实践上,都无意中耦合了人间佛教、家庭革命和实业、教育救国的革命思潮。重访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或可拓展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的新境。

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

清代“理学别派”与善书运动——以罗有高《书济阳张子〈立命说辩〉后》为中心

明清善书的发展与宋明理学的演进相表里,有关善书的争论在明清理学家之间不断展开,其中清中叶罗有高《书济阳张子〈立命说辩〉后》就是重要作品。罗有高以清初张尔岐为对话对象,又回应到晚明袁黄的《立命篇》中。由于"理学别派""理学而兼通释典"的思想特质,罗有高在人性观上坚持"性有三品",在天道观上坚持"理势自然"和"纪功录过"双重属性,有效调和了善书与儒学之间的紧张,为善书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和终极依据,推动了晚明以来"善书运动"的发展。以此为中心梳理从袁黄到张尔岐和罗有高之间的文本脉络和思想脉络,殊为理解明清理学变迁和士大夫文化的重要途径。

公共史学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承担着普及国家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亦即从历史学科的属性来说具有公共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公共史学强调通过扩大其受众范围,将历史研究的技能运用到学术界之外的更广阔的社会领域,真正践行历史学"学以致用"的学术归属。这种目的无疑与"纲要"课程若合符节。以红色文化的教学为例可以看出,在"纲要"课程的教学中有效融合地方性红色文化资源,让青年学生不仅成为"纲要"课的基本受众,而且成为公共史学的参与主体,进而形成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自觉意识,理应是"纲要"课教学体系确立的新方向。

长征前后闽西地区的善后与反善后斗争——以农村复兴委员会为中心(1933-1935)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国民党按照既定计划展开中央苏区的善后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将赣南和闽西地区作为推行之重点。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闽西红军坚持开展反对国民党善后工作的激烈斗争。至1935年4月,中共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组织和指挥闽西南地区的红军余部,坚持领导反对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斗争,有效保卫了闽西地区土地革命的果实。长征前后闽西地区的善后与反善后斗争,应当视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基层社会改造上的博弈,这种博弈已经预示了中国革命的最终命运。

古田会议与制度治党——基于“二元结构”时代背景的历史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这一重要论述科学阐明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党建理论不仅源于对现实问题的探索,也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虽然《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并没有明确提出制度治党概念,但通过对古田会议更为宏观的"二元结构"制度背景的历史考察,可以更明确地看到古田会议提出制度治党的历史语境及其深刻意涵。

闽北走廊与物的流动——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在对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自然与文化双世界遗产武夷山的研究中,武夷山民俗的研究是其题中之义,但是迄今为止并未很好展开。通过提炼相关研究的史料和方法、梳理相关研究的问题和关怀,可以看到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广阔前景及可能趋向,并可以"闽北通道"和"物的流动"两个关键概念,统筹武夷山民俗——尤其是茶叶、食物和"两会"(蜡烛会和柴头会)的研究,以便建立民俗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图景。

地方志中的善书史料及其利用——以光绪《湖南通志》为例

明清地方志中的善书史料,主要包括三种类型:艺文、目录和人物传记,其中尤以后者数量为多。光绪《湖南通志》中,即有许多人物传记中载有善书史料。通过分析这种史料的结构、性质及其反映的历史信息,可以说明地方志在善书研究中的利用,从而推进中国善书的研究。同时这种研究也对整个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有所贡献。

善书及其周边——从文类看中国善书史研究

以往学界对中国善书史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的同时,也受到史料上的单一和视野上的狭隘两方面的限制,亦即存在就善书研究善书的情况。然倘若借鉴文类与互文性等概念和方法,就会发现善书及其周边文类的史料——如类书、宝卷、家训、小说、格言等,因互文而构成多元多重而丰富一体的文本群。显而易见,要重新思考和突破中国善书史研究,立体展现善书在明清时期的生产、流传和阅读状况,甚至将善书研究的文献学命题转化成社会文化史等专门史的命题,借用文类和互文性的概念,多元配合使用多种文类的史料,是必要而且可能的研究路径。

作而非述——从《太上感应篇注》看惠栋的学术取向

关于清代汉学吴派鼻祖惠栋的学术取向的论断,以梁启超"述而不作"的观点最为学界所接受。不过,清代汉学家远不止具有考据的层面,对义理和经世的重视则是考据之外的另一种面相。这既是近年来学界清代学术和思想史的重要发现,也是重新思考惠栋学术取向的出发点。通过对《太上感应篇注》的创作缘起、引文和内容的分析及其影响的讨论,可以看到惠栋的另一种学术取向。这种学术取向与其说是"述而不作",毋宁说是"作而非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丰富我们对惠栋和清代学术与思想史的认识。

在宿命与立命之间——李绂对晚明清初命运观的调和

为调和当时思想界宿命与立命的紧张关系,李绂提出了"有定之命"和"无定之命"的概念。而要理解其背后的思想史状况,必须将其放到三个脉络中进行考察:其一,李绂的生命历程(生命史);其二,清初陆王思想的系统梳理(思想史);其三,晚明清初的善书运动(社会史)。李绂提出的调和式命运观,既解决了儒家命运观的紧张,也为明清善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助力。

从“四大暴动”到“闽西一大”——闽西革命的三种源流及其意义

苏维埃革命在中国的兴起,绝非是"外来"或"突变"的产物,而应视为本地源流和外来源流"历史合力"的结果。但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并非是一种均质的历史状况,各地苏区革命的兴起在时间和空间上充满差异,只有从地方社会自身的脉络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当地革命的兴起。以闽西苏区为例,从"四大暴动"至中共"闽西一大",是闽西革命的兴起阶段。考察这段时期闽西革命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闽西革命的兴起跟三种源流有关,即厦门源流、广州源流和日本源流。闽西革命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三种源流相互融合叠加、交织互动,当然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分化组合的结果。只有揭示闽西革命的这三种源流,才能更好地理解闽西革命兴起的具体情形,从而更好地建构闽西苏区研究的多元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