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庄:宗法一体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样本

中国文化传统中家本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塑造了宗法性的社会形态和以宗族为基本单元的国家治理体系。范氏义庄的创立在中国宗族史上具有补旧开新的重要意义,凭借独特的宗族法律构造和优良的宗族治理模式,范氏义庄克服了科举制下官僚身份的一次性和家产均分制下财富日益稀薄化的难题,成功实现了官僚士大夫的累世再生产和宗法家族的长存不堕,修复了宗法一体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强化了宗法制帝国以家拟国而治的治理能力,使得宗族稳固地成为帝国秩序生产与扩展的载体和社会动员、控制与整合的基本单元。

“补王政所穷”:范氏义庄与宗法制帝国修复机制

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古代王朝修复机制的核心机理,而唐宋之际宗法家族制却面临倾颓之虞,以范氏义庄为代表的新型宗族,以共有族产整合族人,兴办义学培养官员,克服了科举制下官僚身份的一次性和家产均分制下财富日益稀薄化的难题,成功实现了官僚士大夫的累世再生产和宗法家族的长存不堕,修复并强化了作为中华帝国根基的宗法一体化机制,使得宗族稳固地成为帝国秩序生产的载体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并最终型塑了古代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叙事、情境与隐喻——《理想国》开篇的写法与读法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最具奠基性的哲学作品,《理想国》同时也是一个文学文本。柏拉图至死都在反复推敲的该书的开篇,是一扇寓意丰富的"众妙之门"。其叙事结构实际上呈现为"双重叙事",文本中的"我"也被分化为双重自我。开篇中时间的选择、地点的设定、人物的出场顺序与事件的展开逻辑均与全书主题的呈现遥相呼应。对话和叙事体裁避免了哲学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但大量象征性隐喻的存在也使得对文本的解释经常性地成为谜团。对隐喻的审慎阅读和节制阐释更符合柏拉图哲学的整全风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三重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以“十一个坚持”为基本内容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正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与“人”的法权关系构造——以民法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百年变法"自破家始"。传统民事规范的法权逻辑基于家庭而非个人,近代民法将人之为人的资格抽象化为无差别的权利能力,使个人走出家庭,获得独立主体资格。由于忽视了"家"的存在维度,个体化民法的强势挺进,恰恰导致了在价值上反个人的社会后果。虽经"去魅","家庭主义"依然是中国民众重要的意义生产机制,尽管离散,中国家庭依然呈现出一种流动性的"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家庭主义"的规范性力量以隐性的方式继续塑造着民事法律实践,并派生"正名"的法律表达需求。中国民法找回"家"的向度,应当首先摆脱意识形态化了的个体化"类型强制",将家产制社会实践确认为一种合法性类型,丰富法权主体,践行自己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权利技术。

何以“扶友损敌”不是正义——苏格拉底与珀勒马科斯对话疏释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雄辩地证明,"扶友损敌"所定义的正义,是支离的正义,而不是整全的正义,"扶友损敌"也没有揭示出是什么样的更为高级的关切定义并成就了正义。根据柏拉图的哲学体系,这个更为高级的关切应当是善。苏格拉底经过一个曲折的论辩过程驳倒了珀勒马科斯"正义就是扶友损敌"的观点,同时,也确立了正义的古典秉性,即善较正义的优先性。直到今日,试图将现代世界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淖中打捞出来的人,仍要重新接续这一思想薪火。

党内法规的概念分析

党内法规是什么,是党内法规研究的首要问题。分类学概念试图通过重构分类体系来容纳作为“不规则事物”的党内法规,发展出了论证“党内法规是法”的多种学说,但也面临意义稀薄化和范式依附性的难题。诠释性概念进路则主张,对于负荷价值的概念,关于“是什么”的回答恰恰蕴藏在“应该是什么”的最佳诠释中。党内法规是以先进性原则和领导权原则为价值统领的一套制度体系,对先进性原则与领导权原则内涵要求的诠释要能够达成相互支持的融贯关系,才能为整体的党内法规实践提供最佳证立。诠释性概念以一种内含推理规则的概念进路,为科学地理解和实践党内法规提供了内在的基准和方法论保障,因而是一种更优的概念主张。

论双轨法治

中国法治的“复规范性”,独特之处不在于其“多元性”,而在于其顽强的“双轨性”,从历史上的礼法合治,到当代的党规国法合治,在国家治理的多元规范中,一直是两种主导性规范,通过一以贯之的价值传导、主体差序、功能耦合机制,运转起整个多元主义规范秩序,“双轨法治”构成了中国法治的深层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构成

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需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需要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和有效的理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构成主要有四个部分: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哲学,包括法治价值理论和法治话语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论,包括法治过程理论和法治方式理论;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论,包括对西方法治文化的取舍和对中国法治实践智慧的化用;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保障论,包括法治职业理论与法治教育理论。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治理论体系,既能引领和指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事业,又能为世界法治贡献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和中国心智,从而为中国赢得法治话语权。

党内法规若干基本范畴思辨

党内法规"软法论"可能导致规范坐标游移的"泛法律主义",党内法规"高级法论"不符合以"高级法"规范现实权力的立宪主义精神,两者都是试图摆脱却更深陷入"法律中心主义"的表现。党内法规既非权利本位,也非义务本位,党员权利和党员义务的关系实际呈现为"双重义务结构"。党内法规"溢出效力"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范畴误置",混淆了党内法规的规范效力和实际效应。认为党内法规的调整对象包括党外主体,既不符合规范调整的一般原理,也不符合党内法规的实践事实。党规与法律两套规范体系的合治结构,维系了党和国家两套组织体系的交叉融合。党的领导不是通过直接与党外主体建立支配服从关系实现的,而是在合治结构当中通过灵活运用"示范性引领"策略和"组织化嵌入"策略而实现。党规的特别作用机制兼顾了党的领导的实质有效性和程序合法性。

论双轨法治 复规范性的中国叙事

法治构建中的规范多元是一项普遍性的社会事实。中国法治的“复规范性”,独特之处不在于其“多元性”,而在于其顽强的“双轨性”。从历史上的礼法合治,到当代的党规国法合治,一直是两种主要规范,通过三重制度逻辑--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传导互动、积极主体与消极主体的差序治理、示范系统与规范系统的功能耦合--运转起整个规范秩序,“双轨法治”构成了中国法治的深层结构。规范系统的双轨性来自治理结构的双轨性,古典“双轨法治”源于儒法交互的治理结构在规范上的复调表达,当代“双轨法治”源于“超政党”与“半国家”既交叉混合又相对独立的政治逻辑对规范秩序的双重塑造。居于能动地位的规范系统能否始终保持开放性是影响“双轨法治”生命力的关键。这就要求处于能动地位的规范系统,其价值谱系必须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主体身份必须是流动的,而非固化的,功能系统必须是示范的,而非强制的。

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百年变迁——主题与变奏

作为依规治党的根本大法和依法治国的价值担纲,党章构成了“中国之治”的基础规范。党章内含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发展主义”三项根本法,是理解党章百年变迁的内在线索。党章中的“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社会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换,克服了时序上的盲动主义和内涵上的教条主义,进入了用“中国特色”探索和定义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党章中的“民族主义”有着民族先锋队和民族共同体的双重内涵,并呈现出构成性民族主义和超越性民族主义的双重面向;党章中的“发展主义”在阶段上经历了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的重大转换,在理念上正在实现从传统发展主义到新发展主义的历史跨越。党创制了党章,党章也在塑造着党。正确处理党章三项根本性议程及其内在张力,是“通过党章的治理”之关键所在。

作为宪制问题的“齐家”

如何将分散的个体组织构成为有机共同体,是一个国家的宪制问题。早期东西方都曾以家庭作为政治体组织原则,与西方日益"告别家庭"不同,政治整合中家庭的重要性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常数"。有限官僚制的古代中国开创了"编户齐家"的治理机制。集体化的中国通过对家庭成分、家庭户口以及附着其上的象征性资本的分配,实现了对实质性资源的调配和现实性权力结构的调整。当代中国创造了以户内委托和户代表制为实现形式的"一户一票"制,将作为自然历史单位的家户吸纳为政治表意单位,化解基层民主遭遇的选举和治理危机。从"编户齐家"到"一户一票",通过家户将人民组织起来,在不断的创造性转化当中演生为一个古老而有力的中国宪制传统。

人权司法救济:重要性位阶、公正性评价及其结构性成因

人权司法救济是司法救济权的程序展开,司法救济权是人权司法救济的权利始基。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第一制度性人权,司法救济权在民众观念中的重要性位阶与其法理重要性位阶存在巨大反差。民众对司法救济的公正性认同度较低,认为造成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是司法腐败。民众与法律人之间关于司法的认知分歧也影响了民众对司法的公正性评价。民众司法救济观念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结构性因素,此亦提示了更新司法救济观念、检讨司法救济实践、优化司法救济制度的可能路径。

受教育权性质的大众认知调查分析

本文基于4,841份大众问卷的调查结果,研究大众对受教育权性质、与受教育权相关法律的认知情况及权利受侵害时的法律救济等问题的看法。调查发现,大众的一般共识性认识在具体情境下会发生程度不等的变化;对法律认知情况并不与教育权实际享有呈正相关关系;行政救济为主、司法救济为辅的框架依然是历史与现实困境的部分反映。

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是如何实现的——中央苏区的婚姻法实践

五四运动之后,自由、平等理念得到广泛传播。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开始建立以追求自由和平等为宗旨的工农民主政权,制定解放妇女的婚姻法令,为妇女冲决政权、族权、父权和夫权的网罗提供了条件,自由和平等成为写在纸上的法律权利。中共在根据地推行自由平等,成功地使大量妇女摆脱旧制度的束缚,争取到了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权利,但也遭遇了一些挫折和挑战。此后,中共开始用更为理性的方式面对婚姻自由的实现环境,探索和创造了感情破裂标准和调解前置制度相结合的独特的权利实践技术,在主体的伦理理性化的努力下,自由终于道成肉身而为人们所享有。

于永恒流变中寻求确定性何以可能——读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司法过程的性质》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对自己司法哲学的系统阐释,自1921年出版以来,一直为美国法学界高度推崇,如今已然是习法之人的必读书了。但与文本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受众对文本的接受与反馈,对此书在中国的接受史略加回顾,不难发现,很多中国读者把此书当成了一个普通法官的办案手记,他们对作者所论及的法官应掌握的司法方法青睐有加,而对卡多佐着墨甚重的司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

“家”的法律构造——以范氏义庄为中心的考察

范仲淹首创之范氏义庄在中国宗族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它以缜密而极具生命力的宗族法律构造建立起了以保障族人基本生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组织管理权利为主旨的权利分配模式,形成了内生性权力、功能性权力相互交叉制衡的权力配置格局。凭借这一独特法律构造,范氏义庄克服了科举制下官僚身份的一次性和家产均分制下财富日益稀薄化的难题,成功实现了官僚士大夫的累世再生产和宗法家族的长存不坠,修复了宗法一体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强化了宗法制帝国以家拟国而治的治理能力,'补王政所穷',使得宗族稳固地成为帝国秩序生产与扩展的栽体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

自由,抑或虚无——施特劳斯与韦伯的争执

施特劳斯终其一生试图论证,17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自然权利说'及其带来的'历史观念'和'事实与价值分野'的方法的兴起导致了西方古典的'自然正义'观念的消解,并将最终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施特劳斯认为,这同时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危机”和“现代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