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中江南书写的古今互动--以若干江苏诗人为例

一、破题兼作简单梳理在中国文化的谱系里,“江南”既是地理名词,又是文化概念;既是汉语文学的重要书写对象,更是中国文人自古典时代延续至今的精神原乡。它还是一个内涵与外延不断更新与移动的概念①,一个常提常新、在古典文化与现代文明两者间具备某种互动的可能性的概念。

由圣母题材画作看“神人关系”的演变

"圣母"作为西方艺术史上的一个典型题材和视觉符号,它的宗教内涵和艺术价值自不待言。本文试图借助不同时期的数幅圣母题材画作,来谈论它们如何渲染和映射彼时的社会精神和宗教乃至世俗意义上的"神人关系",如何从一个侧面,映照出整条艺术之河的"冲刷"和"突转",以及西方艺术中宗教色彩的不同形式如何展现。

临终之梦的哲学意涵——以孔子与柏拉图为例

孔子和柏拉图的思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只取决于他们的言论/著作本身的流传,还与其门徒、再传弟子及后世思想家对他们思想及形象的解读和再塑造有很大关联。文章试图将关于此两人的比较研究落实到两位贤哲的"临终之梦"上来,它们分别是孔子的"楹间坐奠之梦"和柏拉图的"树间天鹅之梦"。这种带有一定神秘色彩记述的意味,及由此塑造出的两人的"异端形象",均少有人论及,将之进行对举而比较研究,更是罕有其人。文章试图从对它们的追溯和解读出发,通过比较研究,探求这样的记载和阐释说明了什么,以及它们不同的内容和呈现方式对东西方思想的不同进路构成了什么样的哲学意涵。

言辞的幽潭,或坎普美学——《壮游图》与当代纪游诗的可能性

新诗百年以来,抛弃了诸多体裁创制方案之后,自由体一家独大,成为近几十年汉语诗坛的主流。然而就题材而论,却并没有哪一类诗能够如此,或者说历史还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让大家基于题材来建构起一个新的类型诗传统。另一方面,新诗的现代特质使得它并不敏感于获得一种带有整体性的普遍秩序。这种现代之诗,涉及和处理的题材无所不包,新事物又层出不穷,即使存在亘古不变的核心情感,它也不一定愿意为古老的“分门别类”的冲动服务。

虚悬的光照与政治神学的转向——对朱大可中国神话研究的一个呼应

人类在童年时期为自己创造了神话,并用它来囊括对世界起源的理解和对自身命运的关注。神话不仅胎生出宗教,而且为哲学的出现提供了准备。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对哲学的探索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这种惊异又孕育了神话,并且＂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1）;而众所周知,人们对哲学这个词的原典性阐释，就是“暖智慧”。

新詩的“百年孤獨”與“萬古愁”——新詩時間尺度與歷史視域在新世紀的生成

本文以'新詩百年'爲議題背景,結合新世紀以來新詩在創作、批評、研究與出版諸領域對此時間節點的反應,引入當代詩人臧棣的詩中'新詩的百年孤獨'與張棗的詩中'萬古愁'這兩個隱喻式説辭,用其在'元詩'層面的象征意義,認爲前者關聯百年來新詩的歷史境遇,後者關聯新詩的優異作者所要處理的'對話知音'式精神主題。藉由此綫索,探討新詩時間尺度與歷史視域的生成;並嘗試回答,它如何基於這種時間尺度與歷史視域,來自我確認與尋求外部理解。

汉语新诗的“百年滋味”——以来自旧体诗词的责难为讨论背景

自新诗在百年前诞生起,它与以旧体诗词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不断被提及而从未有定论的话题。无论是用古典诗词的美学标准或历史成就来衡量、校准新诗,还是以旧诗创作的"道统未绝"来反向证成对新诗合法性的质疑,甚或认为新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诞生夺取了文学的主流地位而挤压了旧诗的生存空间——这些命题都如话语幽灵般缠绕在关于新诗的认知上,同时也构成了人们看待旧诗在当代的生存处境的一大迷思。本文拟从以上命题出发,针对已满百年的新诗历史,基于古典传统及当代诗词对新诗在普遍意义上的责难,再行讨论这种"新"与"旧"之间的纠葛。

孙磊访谈:诗和视觉艺术

朱钦运:你的诗歌创作始于哪一年?个中有什么样的机缘?孙磊:对于一个同时在乡野与大厂里成长的孩子,我身上有一种自然的野蛮和内在的懦弱(它夹在钢铁的意志力和瞬间被融化的消逝感之间),这是一种生活本来在我身上的张力,我相信写诗可能与这些潜在的张力有关。有两个时间我印象很深刻,一是1984年我13岁时,立志要成为一个诗人。这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决定,自此我义无反顾地进入了诗歌的频道。

仙乡最好诗人住：纪弦与苏州的文学因缘

位于五卅路上的同益里与相邻的同德里,共同构成了苏州古城内较为少见同时至今保存完好的民国建筑群。这里由一幢幢独栋小楼构成,是上世纪30年代的国民政府财政次长贾士毅和上海滩大佬杜月笙分别出资兴建的。a对于新诗研究者来说,此处更有一段久远的文学往事有待钩沉:1930年代声誉鹊起的"现代派"诗人路易士于1936年7月到1937年8月期间即租住于此。路易士是纪弦在1933年至1945年间使用的笔名,从他的本名"路逾"而来。

诗有时,批评有时——谈作为诗歌批评家的一行

我对汉语新诗的整体状况有一个私人的判断，即这一百年来，中国并不缺少好诗人甚至大诗人，但真正足以与这种状况相匹配的大批评家，则似乎一个也无。如今的诗歌批评家中最优秀的几位，固然可以称得上勤勉称职，却并无足够的机缘与能力走在更遥远的前头，为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提供必要的想象，也无法撬动业已建立的经典格局和评判秩序，重新为汉语诗“立法”。

在“坛子轶事”中放置一棵树

作为一份对198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之新历史潮流的反驳论述，在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这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1991年）出现之后，许多批评家似乎恢复了他们对诗文本中环境要素的兴趣。这兴趣不止集中在浪漫主义研究界——我们已在主要的学术期刊中安排过关于此话题的专辑，譬如“绿色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研究》35卷3期，1996年）和“浪漫主义与生态学”（《华兹华斯学术圈）28卷3期，1997年夏）——，而且也出现在华莱士·史蒂文斯研究的领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