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拉克国家重建中的军队问题

伊拉克军队重建直接影响着国家重建,并深受国家重建的制约。萨达姆政权垮台以来,伊拉克重建举步维艰,而军队建设更是裹足不前。伊拉克军队重建脱胎于美国干预,又深受伊拉克国内政治的影响,呈现出深受外部干涉、教派化和政治化等特点,军队面临内部腐败猖獗、执行力缺失、战斗力低下等严重问题,因而在铲除"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势力和应对外部威胁方面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因此,伊拉克军队重建成效甚微、教训深重。阿巴迪上台后,虽致力于军队改革,但军队重建的努力仍受制于内外各种因素,其重建成败的关键取决于能否有效解决国家权力的分配、政治精英之间的信任和妥协、军队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以及外部力量对伊拉克事务的干预程度等。

埃及军政分歧与第三次中东战争

长期以来,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举动令人困惑,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也让人吃惊。既有的解释大多将纳赛尔军人政权视为内部统一的行为体,既淡化埃及军队与政府之间的分歧,又忽视总司令阿明与总统纳赛尔的权力斗争。进入20世纪60年代,代表政府的纳赛尔和代表军队的阿明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军政双方在政权构成问题、军队团体议题和国家安全事务方面分歧愈发明显。阿明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和巩固个人权力,在战前有选择地向纳赛尔传递信息,有意忽视与政府的战略协调,同时拒绝执行政府的某些决定,促使以色列发动＂六五战争＂。军政分歧也导致一些低能力的军官充斥军中,军队对战争准备不足,战争中进退失据,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并致使埃军大败。

推动小多边机制建设:美国中东政策的新动向

小多边机制是当前国际上较为盛行的合作方式和平台。美国推动小多边机制的实质是维护其集团政治和霸权利益。其中,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打造“I2U2四方机制”和“内盖夫论坛”等小多边机制,既是维护美国中东霸权、重新调整中东战略布局的反映,又是遏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重要行动。美国的中东小多边机制具有明显的狭隘性、排他性特征,加剧了大国在中东的战略竞争和中东国家间的对抗。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下降和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性的上升,地区国家不会被美国的小多边机制所束缚,更不会选边站队,而会根据自身需要推动多种形式的国际和地区合作。

美国叙利亚危机政策

一、叙利亚危机及美国相应政策 叙利亚危机始于2011年3月18日德拉市警察逮捕涂写反政府标语的几名小学生。随后，这些孩子的家长召集亲朋好友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要求政府释放孩子，同时还提出自由和反腐败的诉求。自此以后，叙利亚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逐渐升级，最终升级为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暴力冲突。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及其治理困境

中东变局以来,也门政府的安全供给能力随政权更迭而下降。由于也门国内脆弱的安全结构以及外部力量的干预,多重武装力量崛起成为也门突出的安全现象。这不仅损害了也门的主权完整,也加剧了也门安全局势的恶化,进而加深了地区局势的动荡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复杂化。当前,围绕也门乱局形成了全球、地区和国内三个层次的治理实践。但囿于各层次的治理缺陷以及各层次间缺乏协调,对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陷入了困境。构建多层次综合治理框架,形成全球、地区和政府三个层次之间的有效协同机制,强化政府安全供给能力,有助于破解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治理困境,推动也门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

地缘政治视角下也门危机僵局及其出路

持续七年之久的也门危机深陷僵局,表现在和平谈判步履维艰、地缘政治对峙僵持不下、人道主义援助困难重重等方面。也门危机久拖不决,不仅恶化了中东地区的传统安全形势,而且危害了也门民众的安全状况,助长了极端主义问题。前总统萨利赫遇害之后,也门爆发了新一轮军事对抗和政治博弈,局势仍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政治解决是破解也门僵局的唯一出路,这既需要各利益攸关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更需要也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治理危机到代理人战争:也门冲突的流变轨迹与安全困境

2000年之后,萨利赫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复合型”治理危机逐渐凸显,萨利赫最终在也门民众抗议、政权精英背叛和国际社会施压的三重压力下黯然下台。也门的政治转型进程以失败告终,国家逐渐滑向战争。代理人战争是观察也门局势的重要视角,代理人战争对庇护国和代理人造成复杂影响,同时恶化了也门和海湾地区的安全形势。当前,解决也门的战争问题和恢复国家安全是也门人民的首要重任,但从长远来看,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是也门国家发展的根本出路。拜登上台后虽力促也门和谈,但囿于也门国内外一系列制约因素,也门的和平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

论军队在埃及变局及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军队一直是影响埃及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伴随着埃及近代历史进程,军方形成了独特的团体性特征,其表现为团体意识、利益特殊化和独立决断能力,由此决定埃及军方在政治和社会变革时期的决策倾向和行为方式。中东变局发生后,埃及教俗之间的对峙、军方与文官政府(穆尔西时期)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但是,军方仍直接或间接主导着埃及政治转型进程,其作用具有双重性:既是维护埃及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对于防止社会分裂、保证社会秩序、结束政治混乱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作为特殊利益团体,其行动逻辑乃是明显维护军方特权地位。从长远看,此状况将会阻碍埃及民主化进程,甚至损害民主发展的质量。

“伊斯兰国”组织的全球野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伊斯兰国"不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坐地建国,而且与伊斯兰世界的其他极端组织建立联系,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并散播极端主义思想,表现出以生存与扩张为目标的全球野心。近来,随着"伊斯兰国"在伊叙地区面临的压力增大,它加强了在其他地区的恐怖活动。"伊斯兰国"的全球野心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等方面造成挑战。中国需秉承审慎原则,调动国内外资源应对"伊斯兰国"的挑战,将其对中国的利益损害降至最低。

中阿深化安全合作,推动解决地区难题

在“三环峰会”达成的一系列成果中,虽然政治和经济议题仍是主轴,但安全议题也明显受到重视。例如,2022年12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阿峰会开幕式讲话中提到的“八大共同行动”中,就包括了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安全稳定三个直接与安全相关的议题;《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下称《宣言》)中也明确提出。

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的扩散、应用及其安全影响

阿拉伯剧变后,军用无人机的扩散和使用是中东军事和安全领域的突出现象。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扩散大致可分为扩散初始期(1971~2004年)、缓慢扩散期(2004~2014年)和快速扩散期(2014年以来)三个发展阶段,期间经历了从少数垄断到多数持有、从监察为主到察打一体、从自主研发到研购并举等变化。军用无人机在中东地区的迅速扩散,既有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应对安全威胁的需要,又有提高安全技术装备的考虑。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复杂的地区联盟网络和更加开放的国际军用无人机市场,使得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获取无人机成为可能。各行为体使用军用无人机执行战术支持、突袭战略和拒止战略,其战术效果显著,但战略效果不一而足。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的扩散和应用,使军用无人机使用者的安全风险辨识、攻防能力发生变化,影响地区军事威慑范式与冲突烈度,增大了地区安全治理难度。尊重中东国家各自的合法安全利益,加强对不同行为体的约束机制,规制军用无人机使用,这是解决军用无人机扩散对该地区安全威胁的有效途径。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严重损害伊斯兰世界的利益

2003年3月,美国政府携冷战后"一超独大"优势,绕过联合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以"莫须有"之名,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伊拉克战争(以下简称伊战),不仅严重践踏国际法和国际秩序,而且给伊拉克带来深重灾难,直接损害伊拉克和伊斯兰世界的利益。

论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及其影响

土耳其军队既是国家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又兼具政治和经济行为体特征。考察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有助于人们深度理解军队在土耳其国家事务中的独特地位。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由来已久,它通过军人互助基金会广泛涉猎国家经济领域,并融入国家主导性的发展战略,由此形成了军队的经济特权。土耳其军队经商活动具有经营规模庞大、涉足领域广泛、自主性程度较高以及经营较正规等特点。它对该国军政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强化了军方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提升了军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队的专业性和职业化建设。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虽显著增强,但目前对军队的经济行为控制依旧有限。从发展趋势看,随着埃尔多安集权趋势的增强,政府或将加强对军队经济的掌控。

亮点颇多的2014年全球军演

孙子将军事训练和演习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七个关键要素之一，克劳塞维茨也强调模拟演练在军事中的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军演在一国军队的战略和战术层面，战役和战斗方面依旧具有重要意义。

土耳其军政关系与1974年塞浦路斯战争

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军队在政治发展、经济事务和安全议题上都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既有研究对土耳其军队在安全事务,尤其是战争中的作用关注不够。本文详细分析了土耳其军队在1974年塞浦路斯战争中的表现,探讨了军政关系对战争决策、战争过程和战争结束的影响。相较于文官政府,土耳其军队在战争中具有主导性的地位,但军方与文官政府保持着良性的战略沟通与协作,这导致土耳其在战争中大获全胜。本研究既能加深人们对土耳其军政关系问题的认识,又能深化对军政关系与战争之间关系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