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以“普遍正当的规则”为基础

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要以普遍正当的规则为基础,尊重市场的自发性与演化性,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为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强制性地统一推行某种人为的规则,会使市场的协调性遭受破坏。所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防止理性建构主义,强调普遍正当的规则的重要性。普遍正当的规则不能具体地建构,而是由抽象的法则构成,它不具体要求个体做什么,但为个体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提供了保障。当个体的企业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时,市场的协调性就会不断增强,统一大市场才能不断地发育。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离不开政府在实施普遍正当的规则中所起的作用,包括必要的监管。

经济学构成了社会合作的底层逻辑

就像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经济学是对社会现象的探索。与自然科学漫长的探索过程一样,经济学家发现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分工合作原理也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下面将先说明经济学的性质,再说明它的重要性。《国富论》的主题是探究财富的秘密,亚当・斯密把财富作为考察的对象,认为分工是财富的原因。分工确实可以视为财富的原因,但由于亚当・斯密没有采用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主观主义,他对分工产生的原因没有给予充分的解释。事实上,分工是企业家行动的产物,或者说,分工是一个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概念,但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不是从企业家概念出发的,所以他也没有很好地解释合作(分工),只是描述了分工。

分工、交易效率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

本文立足于分工理论来阐述如何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是分工深化的组织表现形式 ,而分工受交易效率的限制 ,因此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必须提高交易效率。围绕交易效率的提高 ,本文认为一是要从市场本身着手 ,包括交易方式的改进和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交易秩序 ;二是要建立企业间分工协作网络。

浙商的企业家才能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度研究--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

由于企业家才能有创新、发现、承担不确定性和协调等功能,它成为了产业升级最重要的驱动力。利用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我们的研究发现企业家才能约贡献了企业绩效的60%,这一结果有力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浙江最著名的优势是它有为数众多的浙商,以及他们的企业家才能,浙江要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就要把这种优势发挥好,利用好,在相关制度的安排上,就应该以充分发挥浙商的企业家才能为中心。

区域创新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研究

本文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由网络的创新能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三个部分组成的。区域创新能力实际上就是网络的创新能力 ,但网络的创新能力最终又是作用于企业的 ,创新环境是支撑条件。本文指出了构造区域创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依据和原则 。

长三角苏、浙、沪三地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比较了位于长三角浙江、上海、江苏三地主要制造行业的竞争力,从总体上看,浙江制造业的竞争力最强,江苏次之。研究还发现浙江、上海、江苏制造业同构的现象明显,但三地制造业也各有特色和优势,此外,制造业竞争力的不同反映了三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或发展战略。

熊彼特企业家理论与其制度演进论的内在关联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详细剖析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过程的作用十分明显,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深刻分析了企业家的活动最终消失,资本主义自我毁灭,并且被社会主义代替。这两部著作的观点看似矛盾,其实是有内在关联的。其逻辑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沿袭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并且没能塑造出完整的企业家特征,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具有生产函数性质,忽视了其主观知识视角,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将企业家让位于官僚,企业家的活动被官僚的计划活动代替,最终构成了他有关社会制度演进的观点。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均衡环境不能容纳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只能存在于非均衡环境中,且非均衡环境是理解企业家作用的重要基础,制度演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企业家的活动。

论市场的公共利益——“外部性”不意味着“市场失灵”

文章在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与"个体主义"方法之上提出了"市场的公共利益"概念,并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作了对比。文章指出,放在"市场的公共利益"背景下,"外部性"概念要重新理解。实际上市场就是一个外部性的海洋,在自由市场中,消费者与企业家都会对"外部性"做出反应,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的公共利益得到增进,因此外部性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不代表"市场失灵",阻碍人们对外部性做出自己的反应才是问题。"产权"是一个"状态"概念,随着个体行动而不断得到调整。文章还比较了科斯的"社会总产品"概念与"市场公共利益"概念,认为前者是静态的,缺乏现实的方法论基础。

从“能力”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综述

能力是一种隐含知识,马歇尔的产业集群分析方法实际上是基于能力的方法。产业集群是一个能力体系,产业集群的能力来自于具有不同诀窍的企业、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分析,指出从能力的角度可以对产业集群的许多现象进行更好的解释。

大数据、认知与计划经济——与何大安教授商榷

数据是明晰的,客观的,而信息本质上是主观的,隐含的和实践的,数据被个体理解之后才会转化成"他的"信息。人们在使用数据之前先会判断该数据的重要性,这种判断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而大数据本身并不能替个人做出这样的判断。信息分散在无数人的头脑中,不能被某个头脑或超级计算机集中掌握。个体确定目标后,才能决定把什么样的数据作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他会在海量的数据面前不知所措。数据本身不能告诉人们未来他们应该做什么。另外,没有市场的运行,甚至数据本身都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进路应该是"让个体的知识得以充分利用",而不是何大安教授提出的"改善个体的认知"。何大安教授预设的"智慧大脑"类似于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委员会",他对"普通大脑"的认知和"智慧大脑"的认知趋同的欲求,也正如中央计划委员会试图让普通大众服从于它的指令。正是市场对分散信息的分散利用使个体在固有的认知局限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大数据不能扮演同样的角色。何大安教授有关认知与大数据的讨论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范式,他没意识到市场是一个互动(交换)过程,最大化范式并不适用。

整合与创新:论如何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

本文分析了“先进制造业基地”应该具有的内涵,并用现代化与国际化两个方面概括了先进制造业基地应该具有的基本特征。指出“整合”与“创新”是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关键所在,并且应该将“整合”与“创新”结合起来。

朱海就:新的思想催生后浪经济学的价值所在

“长江后浪推前浪”并不会因为年轻一代取代年老一代而自动实现,社会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自动进步,社会进步是在观念进步的推动下实现的。当那种更有助于自由、公正与繁荣的观念成为一股潮流,取代了之前不利于自由、公正与繁荣的观念时,进步才可能出现。这种观念所推动的变革才有资格被称为“后浪”。

朱海就:从“行动与规则”角度认识世界

“行动与规则”是一个一般性的分析视角,它从个体的人的行为和规则的角度思考经济社会现象。“行动与规则”的视角是指,在分析经济社会现象时,要看产生该现象的个体的行动是否符合一般性规则,而不是像主流经济学一样,采用一种整体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方法,即用统计结果去验证自己的某个假说。

劳动力流动中的外部性问题分析

劳动力流动是实现要素合理化配置的重要手段。但是 ,当大量的劳动力流向城市时 ,却产生了外部性 ,并直接导致政府干预 ,即使外部性内部化。政府矫正外部性的两种手段 :就业歧视和提高劳动力流动成本。这会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受损 。

朱海就:经济学出发点是“个体的需求”

从方法论个体主义角度来看,经济学是帮助个体更具有“理性”的科学,也就是使个体正确认识自己的利益。由于个体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是个体的利益所在,有助于社会的行为就是有助于个体自己利益的行为。

企业家才能的制度维度

文章探讨了企业家才能的制度维度问题。企业家除了为社会提供产品之外,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制度,这种影响虽不易觉察,是"看不见的",但确实存在且意义深远。这使我们认识到即便是一个在产品方面为社会创造了价值的企业,也有可能是"制度破坏型的"。文章通过把制度分为组织、通行的法则和文化三个层面,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家的"理性"行动,可能会形成一种与自然法相背离的"流行风气",并最终导致一个社会制度环境的恶化。文章最后认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并不仅仅是致力于公益、环保等等,更是有意识地推动制度的改善。

朱海就:企业家判断是生产前提

重要的不是分工本身,而是分工能不能不断扩展,从而使消费者的需求不断改善。而这种动态的分工,是企业家判断的产物。生产是一个社会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但如何理解“生产”?是不是把生产出产品就是生产?其实不是的,“生产”要从需求的满足这一角度来理解。人类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需求的更好满足,所以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重要的不是“生产出产品”,而是“需求的更好满足”,而这种生产的实现,有赖于企业家判断,因为生产要素不会自动地组合在一起,使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

朱海就:经济学知识的先验性

经济学是建立在公理上的演绎体系,具有先验性3正如量物体的长度前首先要有一把尺子,人们要想深入地解释世界也首先需要掌握理论,经济学知识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如不借助于可靠的理论,对现象的解释必然陷入随意性。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审视:治理的视角

本文阐述"市场即治理"的思想。治理问题属于交换范式,而不是价值范式,要研究治理问题,应重构以价值范式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根据交换范式,"市场治理"与"组织治理"不是替代关系,相反,市场治理以无数自主的、遵守一般性法则的组织为前提。科斯没有把"物"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与那个自然法相联的"行动"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加以明确区分,并且忽视了促使制度改善的"企业家",这导致他的理论停留在"比较制度分析"层面,而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治理理论"。从治理的角度看,"市场"本身就包括了"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表述成"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人为地把产品(服务)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相当于赋予政府提供某项产品的排他性特权。重要的不是确定由谁提供某种服务会更好,而是使未来那个能够更好地提供服务的个人或组织会"出现"。

放权与中国奇迹:对“地方政府竞争”论的批评

"地方政府竞争"论以"市场失灵"论为理论基础,认为中国奇迹的出现是地方政府对市场失灵的解决,而本文则认为中国奇迹是"市场过程"本身的产物,解释中国奇迹的重点在于解释中国为何出现了"市场过程"。地方政府对中央"放权"之后出现的利润机会作出了响应,将自己控制的国有或集体资产转让给其他市场主体,这是地方政府追逐自身最大利益的过程,也是"无意中"将原先集中于政府的资产分散化,从而推动了市场化,并最终创造了中国奇迹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