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太廟廟數的變遷

自先秦以来，在宗庙祭祀方面，“天子七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但是，就七庙的构成，却是众说纷纭，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郑玄和王肃的解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郑玄模式和王肃模式的天子七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古时代太庙制度的变迁。唐宋时期太庙礼制的运作逐渐超越了郑玄和王肃之争，传统的七庙制遭到了破坏。结合这一时期郊祀礼仪的争论焦点从郊丘之争转向天地分合之争，国家祭祀的两大支柱都摆脱了郑王礼学之争的支配性影响，这象征着国家礼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建设开放型创新实验室 培养创新人才

21世纪,高等院校在本科教育中更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实验室开放式教学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围绕实践能力和创新人才培养,以建设开放型创新实验室为基础,介绍我校在开放型创新实验室建设、校企合作平台建设、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

HPLC测定8－CL－CAMP血药浓度的方法研究

本文介绍用反相ＨＰＬＣ法测定兔血清及人血清中８－ＣＬ－ＣＡＭＰ的浓度。以化合物ＣＡＭＰ［Ⅱ］为内标，血样用甲醇作蛋白沉淀剂，使用ＫｅｓｈｅｎｇＯＤＳＣ_（１８）（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１０μｍ）色谱柱，流动相为０．０２ｍｏｌ／Ｌ磷酸二氢钾－甲醇（９２∶８），检测波长为２５９ｎｍ，药［Ⅰ］和内标［Ⅱ］峰的分离度好。保留时间分别为３６ｍｉｎ和２２ｍｉｎ，血药浓度的线性范围在１００～１０００ｎｇ／ｍｌ，最小检测浓度为５０ｎｇ／ｍｌ。此方法简便、灵敏度高。

大学生心理健康浅析

分析了当前独生子女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对策,以增强大学生自我心理调节能力,让大学生能全面健康地发展。

中古中國賓禮的構造及其演進——從《政和五禮新儀》的賓禮制定談起

從《周禮》的記載到帝制時代的禮制實踐,賓禮的構成伸縮不定,致使其內涵難以清楚界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和五禮新儀》賓禮調整的依據,提示了從"不臣"和"不純臣"的權力角度來探析賓禮實質的可能性。鑑於"不純臣"的諸侯、"不臣"的二王後和夷狄與賓禮演變關係密切,本文分別從郡國、二王三恪和周邊政權的角度來探討賓禮的外延、內涵,並指出中國古代賓禮的內涵大致穩定,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賓禮的具體對象不同而已。

南宋大礼卤簿制度及其实践

鉴于卤簿在皇帝"三年一大礼"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南宋统治者对卤簿颇为看重,在与金朝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后不久,就开始重建卤簿制度,但是其制定和执行过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首先,南宋始终面临金朝的军事压力,为此统治者在宫室、舆服的花费上比较节制,因此大礼卤簿的规模远不及北宋;其次,南宋大礼卤簿的使用时常受到临安空间状况的束缚,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临安街道的狭窄造成玉辂无法在举行三大礼时全程使用;再次,由于原有的车辂仪仗散失殆尽,南宋朝廷不得不重新制造,新造器物质量不佳,影响其使用效果。

沸腾钢冶炼时钢中硅含量的控制

推导出沸腾钢在浇铸时，为保证模内钢水有良好的沸腾，钢中的硅含量与碳含量必须满足关系式１／２ｌｇ［％Ｓｉ］－１ｇ［％Ｃ］＋１４０３７／Ｔ－７．８６５＜０。因此在冶炼沸腾钢时必须严格控制钢中的硅含量。

北宋對外交往機制的另一面——以《參天台五臺山記》的記載爲線索

一前言在中國傳統社會,周邊政權無疑被視作"天下"的邊緣,然而,作爲天下秩序的一部分,周邊政權並非全然可以被中原王朝忽視,更何況一些政權對中原王朝的戰略安全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對外交往在帝制時代從不間斷。中國的史料固然對中原王朝與周邊政權的關係有不少記載,但是主要集中在戰争方面,對和平交往的記載往往缺乏細節,具有分析價值的信息很有限。

脂溶性维生素的生物合成

维生素是人体正常生命活动所必需的一种有机物质,近年来维生素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展,除食品、畜牧业领域外,在医药、美妆等行业也有广泛应用,因此全球市场对维生素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近几年合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在现有的维生素生产方法中生物合成法因具有环保、安全、效率高等优点,逐渐被行业研究者所关注。为了进一步实现低碳、节能、减排以及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建立和实现生物合成维生素的方法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本文综述了近年来生物合成在维生素生产领域的研究进展,详细阐述了脂溶性维生素(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和维生素K)的生物合成研究现状。

唐代孔庙释奠礼仪新探--以其功能和类别归属的讨论为中心

释奠礼仪建立于魏晋时期,主要用来显示幼帝或太子的知识和人格的养成,因而与帝位传承紧密相关。在五礼体系中,这一礼仪有时属于吉礼,有时属于嘉礼,总体上还是偏向于嘉礼。到了唐代,除原有的孔庙释奠礼仪外,还建立了武庙释奠礼仪。孔庙释奠礼仪的功能和归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前期还有皇太子主持孔庙释奠礼仪的一些实例,到了晚唐,已经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了。在唐代,随着常祀制度的巩固、孔子先圣地位的重新确立、从祀制度的建立和州县释奠礼仪的开展,儒家学术传统的仪式化呈现成为孔庙释奠礼仪的重心所在。此外,孔庙释奠礼仪明确成为吉礼,并且与武庙释奠礼仪构成吉礼中独立的一类。中华帝国后期孔庙释奠礼仪的基本面貌由此确立。

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

对南宋政权来说,在临安城内嵌入各种朝廷衙署,是使这座城市从地方都会变为政治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临安有限的城市规模、既有的空间格局对此制约甚大。在帝制时代历代王朝的都城中,临安的面积偏小,城外的地理条件也使临安城在空间上难以拓展。就政治形势而言,南宋长期处于外部的军事压力下,无法对临安进行大规模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作为朝廷核心机构的三省,其衙署的创设也不免遇到困难,故而在地理位置和空间分布上极具特色。由于宫城位于临安城南端,三省只好在宫城以北安置。宫城附近可利用空间有限,造成三省在临安无法整体植入,除主体部分靠近宫城外,六部架阁库、文思院、军器所、礼部贡院、别试所等下属机构不得不散置于临安的其他地块。三省与临安的日常生活空间之间存在紧张关系:附近云集的店铺和住宅,导致三省主体部分的安保条件欠佳、火情危险不断;其他下属机构也是面临复杂的周围环境,这使其日常管理、职能发挥颇受影响。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的植入,是临安的都城机能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临安的空间结构、都市景观。正是都城机能与城市空间的不断调适,使临安成为帝制时代颇为独特的一个都城。

北宋宾礼的建立及其变迁——以礼仪制定原则的讨论为重点

北宋初年大体上延续了《开元礼》的宾礼制度,根据蕃客身份的不同,将宾礼分为蕃主来朝、蕃使来朝两类。在北宋的宾礼实践中,蕃使来朝占据了绝大多数,而且其礼仪逐渐分化,特别是在澶渊之盟后,朝廷分别为契丹、高丽、交州、西南蕃和其他地区的使者制定了宾礼仪注。契丹使者来朝礼仪的规格远高于其他蕃使,其他蕃使见辞礼仪的仪式过程也有差异,这些事实都说明宾礼的制定原则发生了大幅变化,蕃使来朝礼仪不再统一制定,而是重在对不同周边政权进行差别对待。这些宾礼仪注在很长时间内都被遵循,《政和五礼新仪》中的蕃使来朝礼仪也只是在此基础上略作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澶渊之盟后涉外事务上对口管理体制的出现,与宾礼制定原则的变化基本同步,这意味着北宋最终放弃了对一元化天下秩序的追求。此后北宋的周边形势总体上没有好转,正因为这样,虽然涉外礼仪和涉外机构都有所调整,但是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唐至北宋时期的太庙禘祫礼仪

唐至北宋时期太庙禘祫礼仪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汉魏以来太祖以上的毁庙之主不参与禘祫合食的成例在晚唐发生了改变,这些神主参与禘祫礼仪的程度不断加深;别庙皇后开始参与太庙的禘祫合食,暂居别庙的皇后神主从晚唐开始以祔于祖姑之下的形式合食太庙,到了北宋,还确立了长居别庙的皇后神主参加太庙合食的制度;北宋后期,朝廷取消了禘礼。这些变化说明:禘祫礼仪尊崇正统、体现名分的功能有所淡化,敬奉祖先、着眼本宗的考量不断凸显;汉魏礼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已经无法左右禘祫礼仪的调整。

隋唐礼制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礼制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隋唐礼制史的研究尤为深入,本文对此作了些学术史的回顾和思考。陈寅恪对隋唐礼制源流的探讨,是隋唐礼制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这一领域的逐渐成型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日本和欧美学者的论著具有奠基作用。近二十年来,隋唐礼制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既有五礼之下重要礼仪的个案研究,又有综合性的探讨,较晚进入这一领域的中国大陆学者也是贡献良多,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此外,作者对隋唐礼制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宋外交机构的形成与演变——以官僚体制和周边局势的变动为线索

北宋的外交机构之多之复杂,在帝制时代极富特色,这既是受制于官僚体制整体架构演进的结果,更是与其面对的复杂的周边形势有关。元丰改制以前,北宋的对外交往由国信所、都亭西驿、礼宾院、怀远驿和同文馆负责,这些机构并不隶属于权力近乎空心化的鸿胪寺。元丰改制使主客司、鸿胪寺实体化,除了国信所隶属于入内内侍省外,其他机构都在鸿胪寺辖下,但是鸿胪寺对这些机构的管理权并不完整。国信所等外交机构按照国家、地区的不同而各有分工,是宋朝应对澶渊之盟后周边局势的结果。分而治之、区别对待始终是澶渊之盟后北宋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一个基本准则,即便在元丰官制改革后也是如此。从客省职能的变化可以看到,分而治之的策略还持续影响到了南宋的外交管理。

陈寅恪中国中古史理论体系的建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学术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中国中古史研究,并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线索,这体现了他对主流历史学界以国际东方学的潮流来指导研究的做法的反思。他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建立一套中古史理论体系。陈寅恪中古史研究的巨大成功表明,要提高本国的学术水平,不必亦步亦趋地紧跟和仿效西方学术潮流。充分结合西方学术和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创造出领先世界的学术成果,这无疑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汉唐间侠的个人形象和社会内涵

汉唐间,侠的个人形象基本一致,然而其社会含义大变。在汉代,侠主要存在于民间,是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魏晋以降,侠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密切起来。至隋唐,侠频频参与政治斗争,其名声成了仕途进取的资本,同时侠也成为很多人追求的生活方式,侠原来的含义被功利和时髦取代而逐渐庸俗化。

功能与空间:南宋高宗朝临安宫城营建论析

宫城营建是南宋政权充实临安都城功能的首要环节,却因其空间特性而面临多重困境,宫城各项功能的完善、整体格局的形塑深受这些因素制约。临安宫城早先在作为行宫时,就已出现一殿多用的现象,在宫门的使用、机构的安置上也有反常之处。作为第二次绍兴和议后宫城营最重要的工程,两座前殿主要用来举行各种朝会,其实施过程多见北宋旧制与现实空间因素的冲突、妥协。特别是主要承担礼仪功能的“射殿”,除了采取一殿多用的旧例,还因为规模有限、设施不全而在使用上捉襟见肘,这在绍兴十五年的元会礼仪中有充分体现。经过高宗朝的营建,临安宫城的格局大致定型,其空间结构相当于北宋宫城的内朝,外朝的建筑实体不存,其功用得到了保留,被整合进缩小的宫城中。

论西汉郎中令之演变

郎中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后改称光禄勋)，是汉朝九卿之一，以往学者对此已有所论述。本文重在分析郎中令在西汉一朝的演变过程及其动因。郎中令在宫廷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对宫廷政治参与的深入，开始了文官化，宿卫宫廷的职能日渐丧失。儒生对这一职位的占据，郎选方式丛生的弊端以及郎官战斗力的丧失，进一步确立了光禄勋的文官性质。

应城市96例晚期血吸虫病患者临床分析

目的掌握应城市晚期血吸虫病(晚血)患者的基本情况,为做好晚血救治工作提供依据。方法收集应城市晚血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截至2014年12月30日,该市共有晚血患者96例,其中男性68例(70.8%)、女性28例(29.2%),平均年龄64.2岁;晚血分型以腹水型为主(90.6%),巨脾型次之(5.2%),结肠增殖型、侏儒型各占2.1%。血吸虫病免疫学检测阳性者48例(50.0%),ELISA、IHA单项阳性者分别为8例(8.3%)和12例(12.5%),肝纤维化4项(HA、LN、CIV及PCⅢ)均正常者15例(15.6%)。结论应城市虽已达到传播控制标准,但部分晚血患者肝纤维化持续进展,因此救治措施和力度尚不能减弱,尤其是对腹水型患者的治疗及救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