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教育发展中的“马太效应”

在绩效导向和能力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个体通过教育而获得文凭是其实现社会流动的最重要途径,而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逻辑被认为是酿致诸多教育不公平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教育发展不公平、不均衡的延续不仅会导致教育获得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现象,还可能阻滞社会流动并加大阶层固化的风险,从而对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造成掣肘。推进教育公平是防治社会阶层固化风险的先在基础,而其重中之重就在于推进教育供给侧,形成相对公平、均衡的教育发展生态,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奋斗和发展创造基础条件,从而建设一个活力充盈的社会和繁荣富强的国家。

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机制、变迁及现实

高等教育的获得通过增加个体的文化资本,进而成为影响代际流动的最关键因素。虽然该认识是确定无疑的,但实际上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远比这一简单概括要复杂得多,即二者的机理关系处于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之中,并且随着社会变迁,这一作用机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在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上,世界主要国家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相对不公平特征,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其机理关系有着明显的过渡性特点。为促进二者作用机制的合理化,我国的政策设计除了应注重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外,其中的城乡分化也应予以重视。

“资本补给”与“自觉共情”:低阶层子代获得高层次高等教育过程的代际支持

"寒门"能否出"贵子"以及何以出"贵子"的时代诘问是探讨当下个体高等教育获得以及更深远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公平议题时无法回避的。不同于既有研究大多从宏观结构上的阶层分化、资本劣势以及制度壁垒等视角出发,探讨低社会阶层子代在高等教育获得中面临的不利境地,以及这种不利境地与其所获的高等教育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确证"寒门"难出"贵子"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我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低社会阶层子代高等教育获得的微观面向及其"过程中的行动",认为作为"寒门"学子重要支持力量的父代及其家庭在"硬资本"制约和"软环境"欠佳的困境下可能采取了相应的应对之策,以避免使其子代在激烈的学业竞赛中丧失机会。我们使用定性方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表明,低社会阶层父代及其家庭正是采取了"资本补给"和"自觉共情"的双重策略,使其子代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学业表现并在学业竞赛中保持领先,并因此而获得了较为理想的高等教育机会。

校园霸凌的社会生态和协同治理

国内霸凌事件的多发频发及其严重态势使之前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的校园霸凌研究受到学界关注并成为热点议题,目下既需要对作为社会事实的校园霸凌进行基础的知识累积,也需要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我们采用一种社会学视野下的综合分析方法,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校园霸凌的概念,对其含义进行了细致解释并对其后果做出了多维分析;不同于其他学科从个体角度解释校园霸凌的成因,我们聚焦于这一行为产生的社会生态,对校园霸凌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治理挑战进行了学理探究;结合我国实际并借鉴国外的干预策略,我们主张建立以"学校主导、司法预警、专业介入、家长参与、协同施策"为内容的本土性校园霸凌治理方案。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四十五年之进路——成绩、问题及未来使命

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发展已历四十五年。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中最具本土性、基础性的学科,相较以往更显其重要价值。站在四十五年后的新起点,本文在重新审思学科研究意义与使命的基础上,评析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及发展成就,并从多个角度探讨未来的研究进路。四十五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通过六个面向的具体研究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学科发展和范式成熟。未来的研究可从八个方面着力,在提升学科发展自性的同时,为中国社会学理论构建和中国社会转型及治理实践做出这一学科的独特贡献。

欧洲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新动向及其启示

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追求良性治理的探索和努力,这种探索和努力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高校生产高质量的教育产品,更是为了平衡参与高校教育科研活动的各个行动主体的利益并最终保全欧洲的大学精神。欧洲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的研究成果丰硕并逐渐形成了特定的分析框架,最近的研究成果更是将治理的内容指标化,此举在为高等教育治理研究提供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基础的同时,使得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更加明确而严谨。参照欧洲高等教育治理已有的分析框架并介绍其最新进展,或许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一种新的国际视角。

文化资本的“名”“实”分离——中国语境下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获得影响的重新检视

文化资本的中介效应及其导致的文化再生产结果被认为是高等教育不平等的最大根由,但这一主张可能"简单化"和"统一化"地处理了文化资本对个体高等教育获得的实际影响。个体在继承和转化家庭赋予的文化资本时,可能因缺乏阶层惯习的匹配只获得一种"名义文化资本"而非"实在文化资本",进而影响其"兑换"价值。在我国,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使文化资本对个体高等教育获得的整体贡献受到压抑。从实质上而言,应摆脱将文化资本仅视为一种资源性工具的实用主义倾向,而更多地将其理解为存在于身体之内的文化气质。

“向下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研究的情境转向

当前,并未局限在社会学领域的诸多学者在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上取得丰富成果,但主要聚焦于价值阐发和理论探讨的社会治理研究,却在某种程度上因缺略了社会治理的实践根基以及与现实的贴合性而在总体上处于"悬浮状态"。基于导致该状态之原因的共同特征和社会治理所涉的基本关系面向,扭转或改变这种"悬浮状态"的正当取径,则在于推进社会治理研究在实践层面的情境转向,按照一种层次逻辑对社会治理关系面向的"重心"进行"下移",此即本文所称的"向下治理"。具体而言,即由"国家视域"转向"社会属性"、由"社会治理"转向"社区实践"、由"稳定偏好"转向"互动偏好"。这种视角向下的情境转向,不仅有可能因赋予社会治理研究以实在内容而逐渐摆脱"悬浮",而且亦可为社会治理的实践铺展及理论创新找到新的突破口。

中国社会治理的道德基础构建

由于受到西方理论依赖性和国内政治驱策性这两个特点的影响,当前的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在理论阐释、模式探索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多有成就,然而却相对忽略从中国社会语境出发构建社会治理行动的道德基础,而后者作为一种外部环境对社会治理实践具有多重而潜在的意义。这不仅体现在道德基础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功能之上,而且道德基础的构建亦可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基础的行动环境,再者道德基础还可为社会治理的正式制度建设提供原始理据。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之构建,一方面应坚持对本土伦理的接续与自觉,从社会的传统秩序逻辑出发探寻该道德基础的构筑之路;另一方面也须重视公共规约的整全和实践,在具有"法"性质的正式制度之外构建并践行与现代社会运行匹配的"习惯法"。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践履状况以及社会本身的发展阶段而言,这一道德基础的构建过程需要遵循"由外而内"的推进理路,以突破道德基础构建中正在遭遇的"自觉悖论"困境。

社区意识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基于天津市H和Y社区的考察

在国家对于社会治理的空前重视以及构筑宏观治理体系的背景下,社区治理成为一个时兴而现实的议题。目前学界对于社区研究,尤其是社区建设的研究,呈现出"从社区建设到社区治理,从宏观探讨到微观关怀"的总体趋势,而对于社区意识的研究恰好就体现了这一趋势的吁求,因为其旨趣在于探讨社区主体,尤其是作为社区主人的居民在社区情感认同、社区参与状况、社区满意度、社区信任与奉献以及是否关注社区发展这些较为微观的方面的情形。依据上述关于社区意识的内容限定,通过实地考察,系统呈现社区意识在中国基层城市社区的真实存在样态,进而分析这一样态背后的社会成因,由此透视居民的"内心世界"。以社区治理的理论属性和运行机制为前提,将社区意识与社区治理结合起来,探索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或者潜在价值,就使得对于社区意识的研究具有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社会治理的道德基础构建

社会治理议题在近年来受到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并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热点,但由于受到西方理论依赖性和国内政治驱策性这两个特点的影响,当前的社会治理研究虽然在理论阐释、治理模式及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诸多成果,然而却相对忽略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结构制约性和文化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