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对立抑或共生?——兼与杨明洪教授商榷

"边疆建构论"基于国家主义的立场,借助政治学的研究范式、解释理论和分析工具展开自我的理论创制。"边疆建构论"的典型表述为:边疆是主客观的产物和结果 ,是国家对疆域边缘特殊性区域进行认定并展开差异化治理的结果。"边疆建构论"的理论创制引发"边疆实在论"的质疑。"边疆实在论"以"边疆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主观建构"为立论基点,从国家主权、边界和边疆功能等角度展开学理自证。不过,"边疆实在论"的相关质疑与"边疆建构论"的理论真意存在偏差。"边疆建构论"并非否认边疆地理属性的自明性,而是在承认边疆地理属性的基础上更加聚焦国家政治力量对边疆的建构和型塑。"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是从不同角度对复杂边疆面相进行观照的理论产物,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兼容共生的关系。

论我国边疆暴力恐怖活动发展的五大趋势

恐怖主义是隐藏在黑暗丛林中的政治瘟疫。恐怖分子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正义,以"超出法理的残忍"频频制造各种恐怖活动和人道灾难。面对当前我国暴力恐怖活动的肆虐,我国边疆进入全域立体反恐的新时期。然而,即便在网格化防控体系的强力打击之下,恐怖分子依然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处心积虑地学习暴力恐怖活动的犯罪技巧,寻瑕伺隙地搜求国家防恐反恐的薄弱环节,导致我国暴力恐怖活动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型发展趋势,即传统恐怖主义向超级恐怖主义的迈进、现实恐怖主义与网络恐怖主义的汇聚、边疆恐怖活动向全国恐怖活动的蔓延、暴力恐怖活动向"毒恐合流"的演进、陆地恐怖活动向海上恐怖活动的扩散。

文明国家:中华国家范式的一种理论阐释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是中华国家范式的本体性表达和精准性描绘。中华文明国家强调,中华国家乃是国家形态、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同构。国家形态是中华文明国家的政治外壳,它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提供遮风避雨的防护。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国家的结构性肉身,它是支撑中华国家和建构中华文明的主体。中华文明则是中华文明国家的精神底蕴,它为中华国家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并定义中华民族。正是中华文明的浸润,中华文明国家才形成人民立场的伦理底蕴、刚健有为的精神品格、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与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

论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若干基本问题

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涉及模式转型、体系重构、能力提升、制度优化和话语重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复杂系统。为了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当代我国民族事务治理必须建构一种法治化的治理模式和多元共治型的治理体系,从国家层面的族际政治整合和社会层面的民族互嵌着眼,在彰显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效力和建构民族互惠政策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国家政治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

协同共治: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当代建构

传统总体性社会时期,我国形成了一元化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深刻转型,民族事务风险的生成机理和扩散路径发生了巨大变迁,一元化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弊端日益凸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新纪元,当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应当建构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即协同共治式治理。民族事务协同共治体系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功能互补性、权力运行多向性、利益取向公共性等特点。民族事务协同共治本质上是一种公意之治、前瞻之治和权利之治。不过,民族事务协同共治体系从理论的建构走向实践依然有待超越民主与效率的张力、权力行使与责任认定的难题,以及有限理性与正当妥协的困境。

论我国边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语言战略的重要内容,它不但关涉边疆各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而且涉及边疆民众生存境遇的改善。不过,当前我国边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却面临一定的理论缺憾和实践难题,即法理上没有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的优先、学理上没有完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优先的证成、地理上没有突破边疆地缘环境的束缚。为了促进边疆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当前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要在相关涉语言条款的法律与政策表述中,倡导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优先性,并在公共事务领域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导性。另外,我国边疆地区还要不断引导边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全面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持续夯实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基础。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是关系到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宁的重大问题。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存在历史记忆淡化、民族博弈加剧、精神家园失落、社会排斥凸显等诸多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纵深推进,需要我们不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提升各民族的政治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深各民族的相互依存,促进各民族的社会融和,更进一步巩固各民族维系在统一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的历史—命运纽带、政治—法律纽带、精神—文化纽带、经济—利益纽带、社会—情感纽带。

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析论

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是秉承公民化、同质化的公民国族主义取向,还是采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多元文化主义取向?这个基本而重要的理论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的"主义之争"与"诸神之战"。事实上,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应当汲取两者之长,在国族认同建构和公民身份建构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调整"族际主义"取向整合思路,实现族际政治整合"区域主义"与"位差主义"的统一。

论我国边疆地区的宗教渗透与治理

边疆地区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也是国家地缘政治角力的前沿阵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及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思量、地缘政治的考虑和意识形态的抵牾,不断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国边疆地区进行极具政治恶意性的宗教渗透,不但弱化了边疆民众的政治认同,而且还解构了边疆民众国家认同,严重妨害了我国国家构建在边疆地区纵深推进。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认同政治"的建构,在提升民众幸福指数和再造政府功能的前提下,维护我国边疆民众的宗教信仰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

论我国民族优惠的政策转向与话语重构

我国是一个民族二元结构相对突出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实现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均衡协调的发展,我国实施了以"民族身份"作为社会资源倾斜性分配依据的民族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整体性发展。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嬗变,民族优惠政策的外溢效应渐趋凸显,民族优惠政策的存废也引发了学术界激烈而持久的思想交锋。事实上,由于我国民族二元结构在当前依然缺乏实质性改观,民族优惠政策仍然具有生存和发挥作用的空间。不过,鉴于民族优惠政策效力递减的客观现实,我国也应该逐渐以"区域主义"和"位差主义"的扶助政策替代"民族身份"取向的民族优惠政策,并通过重构"民族优惠"的话语体系,推动各民族形成"民族互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的当代建构

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与国家治理中,民族事务治理始终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王朝国家时期,王朝统治者民族事务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民族精英绥靖的能力。随着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民族事务治理的任务发生重大变迁,民族事务治理能力更多地体现为传统权威的祛魅和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及至当代中国步入国家全面发展时期,民族事务进一步变迁并趋于艰难繁复。为了优化民族事务治理绩效,当前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应该匹配民族问题治理的客观需求,强化政府再造、秩序建构,推动民族均衡发展,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能力。

民族互惠: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建构的拾遗与补正

中国民族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少数民族权利理论和民族政治理论四个部分,囊括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等重大问题。然而,在民族理论体系蔚为大观的研究中,民族交往的理论建构却显得相对薄弱,尤其是驱动民族交往的深层次因素——民族互惠——更是缺乏必要的价值自证和理论发微。民族互惠作为民族交往交流日趋频仍的内生逻辑,不但奠定了各民族渊源共生格局的基础,而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动力。为了实现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建构的帕累托改进,当前我国应该直面民族互惠研究的理论短板,深入探讨民族互惠的理论逻辑、价值自证、历史发掘、内容爬梳和实践推进等诸多问题。

论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中的身份固化与边界跨越——兼论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思路转换

民族身份识别是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一个原点。民族身份识别及民族加权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包容性发展,但也容易诱致民族身份固化和族际边界切割。此外,民族身份信息的非规范采集和使用也激化着民族身份认同和刺激着民族边界凸显。有鉴于此,当前民族事务治理必须强化各民族的公民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规范民族身份信息采集、允许民族成员个体拥有多元民族类别的身份,强化民族身份的个人自抉、解绑民族身份与权利附加之间的关联。在民族边界跨越的后时代,我国更加应该从区域分化、社会分化和少数人的角度,强化边疆区域、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的权利保障,以达到不谈民族权利特殊化保障而实现民族权利特殊化保障之目的。

中国边疆学:学术争鸣的回顾与学科发展的前瞻——基于“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争鸣引发的思考

“边疆建构论”认为“边疆是建构的产物”,“边疆实在论”认为边疆是“实在”而非“建构”的产物。“边疆建构论”和“边疆实在论”的分歧涉及边疆属性的认知问题,因而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拓展性研究。学界在介入或旁涉“边疆建构论”和“边疆实在论”争鸣的拓展性研究中,依然对“边疆的内涵与外延”“边疆研究的逻辑起点”“边疆的基本属性”“边疆学学科归属”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这类边疆研究“元命题”的学术分歧彰显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构的深层次困境。事实上,考虑到“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和“中西边疆研究学术对话”的需要,当前中国边疆学学科建构理应将各种新型边疆形态纳入自我研究范畴之中,并以“文明国家”(中华文明国家)为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理论预设,最终在边疆学科支系的繁荣、对话、融合和提升的基础上,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的自主性建构。

再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建构

中华民族是在长期历史流变中经过自发演进和民族自觉而形成的国族共同体。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遭遇到内生型压力和外致型风险的双重解构。为了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当前我国应该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强化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提升民族福祉,强化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推进中华各民族均衡型发展,强化各民族的相互依存;发扬中华文化精髓,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消除民族交往阻滞,推进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中的互嵌互惠互融。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逻辑体系研究

边疆治理的逻辑体系是一个囊括逻辑起点、目标导向、价值底蕴、治理格局、实践内容的复杂系统。它从总体上涉及边疆治理"从何处出发"、"将去向何处"、"持何种原则"、"由谁来治理"、"又如何治理"等诸多根本性问题。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逻辑起点是时代变迁中的边疆多重风险。新时代边疆治理,以美好生活建构为目标导向,秉持复合正义的价值底蕴,依托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持续不断地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边疆篇章。在新时代边疆治理实践中,我国围绕边疆地区的定位,聚焦边疆治理的开发开放,沿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线,致力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边疆特点的实践内容体系。

人才聚集:边疆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议题与行进路径

人才聚集是边疆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当前边疆地区的人才聚集,不仅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滞后带来的困扰,而且还受到地理空间边远、地缘文化多元和地域刻板印象的掣肘。近年以来,先发地区的人才虹吸和人才争夺更是挤压了边疆人才聚集的空间,导致边疆人才聚集呈现出先天不足与后台失调的复合困境。为了破解边疆人才聚集的困局,当前我国理应引导人才流向边远贫困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提升边疆人才激励的力度,完善边疆人才聚集的普惠激励制度和特惠激励制度,强化对口支援行动中的人才援助;转换人才聚集的传统思路,推进人才在边疆的差异聚集,并建构人才共享的网络平台,实现人才在边疆的共享聚集。

论我国民族事务的认知定式与治理转向——兼论涉民族因素社会问题治理的法治化

民族事务治理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疆域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民族事务治理存在民族多元定性“问题化”、民族事务内涵“宽泛化”、涉民族因素矛盾纠纷治理“政治化”的偏颇。这种认知及治理上的失当容易导致少数民族的污名化、对主体民族的逆向歧视,以及族际边界的凸显等问题。当前我国多民族社会的治理理应正确看待多元民族的价值,实现多元民族定性的“非问题化”;避免将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矛盾视为民族问题,实现民族事务内涵再精确;推进民族事务及涉民族因素社会问题治理的法治化,更加注重采用一般性公共政策解决民族地区各民族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

边疆共享发展: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时代变迁和国家治理核心议题的转向使得边疆共享发展拥有十分独特的出场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边疆共享发展经历了由稳定导向到发展导向、由经济发展到科学发展再升格为共享发展的演进过程。从理论逻辑来看,边疆共享发展坚守边疆各族人民的主体地位,秉持族际权利的公平正义,追求多元民族的共生互惠,指向边疆各族人民的协同行动。从实践逻辑来看,边疆共享发展以边疆安全稳定为前提,以底线公平为基础,注重政府能力水平的提升,致力于边疆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