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监管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宗商品市场面临诸如价格波动大、供应链不确定性等风险。为研究“数据要素×”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监管问题,对大宗商品的关键地位和政策举措、“数据要素×”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塑造力、大宗商品交易风险的挑战和前景展望、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监测的紧迫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彻底改变中国大宗商品市场,大宗商品面临数据采集、价格数据标签需求、知识图谱构建、风险动态预警等四大核心问题。研究表明,应借助深度学习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采集、借助知识元的标引和集成技术建立数据标签、借助数据挖掘等构建知识图谱、借助分级校准建立风险动态预警系统,提高投资者和决策者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风险应对能力。

备位性影响下一般保证的多数当事人诉讼形态——《民诉解释》第66条和《担保制度解释》第26条的解释论

一般保证关系具有备位性,直接影响多数当事人诉讼形态,现有司法解释虽对此有所涉及,却不尽完备.若债权人在诉讼程序中选择一并起诉债务人和一般保证人,在诉讼标的旧实体法说下,主债权关系与备位债权关系不同一,保证人和债务人利益相互矛盾,彼此行为应当独立,更接近普通共同诉讼.可以选择以牵连关系来解释“同种类”,或扩张“法律关系”的内涵,使之成为普通共同诉讼.若先行起诉保证人,司法解释规定“应当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应当”的效力来源并非其释义书所提及的先诉抗辩权,也非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而是实体上的备位性,其导致部分事实互通,需要一并处理.若先起诉债务人,保证人具有参加利益,可以辅助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加入诉讼.若保证人未参加,在其单独被诉的后诉中,债权人应受既判力的限制,预决效力无法影响保证人,只涉及保证人对债务人抗辩权的备位援用.

债权人撤销权程序的诉判关系与审执关系——兼评最高人民法院118号指导案例

债权人撤销权程序在诉判关系和审执关系上存在错配。最高人民法院118号指导案例中的债权人仅诉请撤销,但法院却在此基础上判决返还股权,有违处分原则。鉴于给付效果存在多种解释,宜将其在诉讼中作为主要争点处理。返还关系属于独立的诉讼标的,法院应在释明的前提下对两诉合并审理,如此也有利于债权人明示关于给付效果的具体诉求。以该案为代表的裁判规则认为撤销后返还的给付判决具备执行力,此种理解混淆了主债权抑或撤销权作为执行的权利基础。基于保全债务人责任财产的目的,撤销权判决无需被执行。责任说下的相对人向债权人承担一般担保责任、落实给付关系须以主债权可执行为前提。物权说下的债权人本非受领主体,要求相对人向其履行的主张亦可被解释为关于主债权的诉请,若主债权无法执行则难以介入。如该案原告同时提起主债权给付诉讼,为维护其他竞争债权人的受偿可能,宜将撤销权判决认定为主债权执行过程中确认责任财产所在的线索,该判决原则上不能作为执行依据。

债权执行规则的中国路径

I.INTRODUCTION It has become a general problem all over the world of how to define the debtor’s property accurately and speed up the efficiency of execution so that the creditor can be satisfied as soon as possible when a creditor obtains a successful judgment and applies for enforcement.

先诉抗辩权的程序设计:一个跨法域分析视角

作为保证关系备位性的体现,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具有调整履行顺序的功能。从诉讼进程入手,先诉抗辩权程序也存在起诉说、诉讼说、执行说和综合说四种选项。先诉抗辩权的程序设计应以体现备位性为目标,结合实体与程序要求,还需保障实体公正和效率。起诉说阻碍债权人在先针对一般保证人提起诉讼,但由于当事人在起诉阶段无法充分提出证据、开展辩论,法院难以准确识别合同性质,有损实体公正。诉讼说借助附条件判决,区分主客观消灭事由,由诉讼和执行程序分别处理。执行说可以暂时阻碍执行力,却考虑到执行法院无力审查先诉抗辩权的放弃行为,如以确认之诉或执行异议的方式扭转,会增加程序成本。综合说有权利滥用的嫌疑,也不符合权利失效理论。综合而言,诉讼说对现行制度的突破最小,同时兼顾实体公正,是合宜的选择。先诉抗辩权程序也可以成为其他法定补充之债的规则供给。

论退税请求权的司法审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的实体与程序

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保障,退税请求权创设了纳税人就多缴、误缴的税款向税务机关请求返还的权利,其实体定位为假借民法概念的公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以发现多缴税款情形的不同主体进行区分,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若当事人发现,需在纳税三年内请求,且可以主张利息;若为税务机关发现,则无时间限制,却不支持利息返还。此区分缺乏正当性,需结合不当得利理论进行再类型化。除故意超纳的情形外,税务机关均需返还利息,纳税人应在三年之内主张的时间限制是诉讼时效,但可归责于税务机关的退税情形不在此限。退税请求之诉属于行政诉讼,但需要结合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参考民事诉讼规定对《行政诉讼法》规则进行改造。在证明责任问题上,纳税人需证明“对方受利益”“己方受损害”这两个要件,而税务机关应承担证明征税行为合法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