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媒介正义: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平台角色与法治实现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的增设,标志着平台成为治理网络暴力的“超级责任体”。洞悉网络暴力信息在平台环境中生成、扩散、异化的内在规律,成为理解数字时代网络暴力法律规制转型的关键。引入传播学的数字媒介理论,可以发现网络暴力信息并非由“乌合之众”自发聚集而成,而是在平台鼓励偏激言论、放大极端情绪、助推舆论集群的媒介不公环境下滋生的。搭建优化内容质量、鼓励理性讨论、提供被害救济的媒介正义秩序,成为平台履行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的独特内涵。平台应在事前预警环节设置与自身内容生态相适配的内容监测机制,实时感知网络暴力信息风险;在事中处置环节搭建健康引导网络舆情走向的议程框架,有效阻断网络暴力信息扩散;在被害保护环节配置具备及时响应能力的技术反制措施,防止被害人遭受网络暴力信息的舆论宰制。

行政规制扩张与中国网络犯罪的预防治理转型

大幅度扩张行政规制的预防治理功能,成为中国应对“网络犯罪+数字社会”双浪叠加的全新举措。专门化的犯罪预防义务、敏捷性的行政监管机制、膨胀化的行政法律责任作为行政规制扩张的三重机制,分别带来由直接的国家管控到间接的平台治理、由被动的刑事打击到主动的风险预防、由后端的犯罪结果规制到前端的临界行为调控三组变革,网络犯罪的预防性法律制度随之逐渐兴起。预防治理导向下的行政规制需要实质判断网络平台对犯罪预防义务的履行程度,引导网络平台成为具有犯罪治理属性的“公共责任公司”;引入动态分级机制和豁免条款提升行政监管的灵活性与整合性,避免未知网络犯罪风险陷入管控与纵容的“二选一”难题;强化行政法律责任的“网络惩戒”属性,实现对网络犯罪前端临界行为的源头治理。

数字治理的刑法介入模式——以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变革为例

中国网络犯罪治理大转型的“波兰尼时刻”已经到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实践由直接的国家管控到间接的平台治理、由控制数字技术到净化数字生态、由单一的刑罚制裁到多元的部门法合作,驱动着网络犯罪治理从事后治理迈入数字治理阶段。刑法介入网络犯罪治理的核心问题也由规制范围的选择转变为与数字治理的不匹配,这一问题难以通过积极、消极抑或折中的法律内部视角解决,而是要在法律与治理的互动关系中探索更具数字化、更具想象力的答案:刑法应以间接治理的介入思维取代对网络平台犯罪预防义务的直接审查,重点评价网络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对公共义务的实质性履行;突破一律从严或一概从宽的泛化惩处思路,根据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数字化特征,确立更富针对性的评价尺度;超越刑法规制抑或行政规制的部门法分立视角,以部门法合作规制的新思维探索刑事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的协同作业模式。

“全民触网”时代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路径

"全面触网"时代儿童个人信息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是信息泄露、信息交易和信息滥用。面对日益严峻的儿童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儿童及其监护人的信息安全意识不足,导致儿童个人信息能够轻易流入网络市场;大数据行业过度逐利、淡化安全的理念追求,使行业自治的实际约束力大大降低;"先发展、后治理"的理念无法明确监管底线和执法边界,不能为大数据行业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合规标准;前置法与最后法的衔接不畅,不利于构筑立体化的儿童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基于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的防控疏漏,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应建立风险识别和风险警示机制,提升儿童及其监护人的信息安全意识;政府需引导行业探索个人信息安全信誉评价体系,通过强化安全与利益的联系提升行业自律的实效;合理监管和合规引领应作为未来监管的重点,促进信息保护与信息利用的动态平衡;刑法对于此类犯罪应适度降低入罪门槛,优化刑罚配置,促进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衔接。

系统论视阈下职务犯罪自首制度的应然转向

职务犯罪自首制度在实然上是一个涉及刑事政策与反腐败政策、纵贯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复合型刑罚激励系统。因此,应该立足于系统论的视角全面观察职务犯罪自首制度。从系统的目标来看,职务犯罪自首制度在实践当中具有过度的政策化导向,并未完全发挥自首制度本身的刑罚激励机能;从系统的规范角度来看,职务犯罪自首的成立空间相对狭小,致使规范的合理性和确定性不足;从系统与环境的适配性来看,职务犯罪自首制度因为证明标准较为简单粗糙,导致在适用和与周围环境的适应当中出现了异化趋向。职务犯罪自首制度的改善应该从明确系统目的、强化规则意识、加强程序救济、改善关联环境等方面努力。

中国犯罪治理的制度逻辑:以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

中国的犯罪治理实践在社会治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深刻理解中国经验并发展犯罪治理现代化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的犯罪治理模式呈现出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的复合型制度逻辑,具体的经验资源包括:以"平安中国"为主线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将总体性的政策治理观融入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借助枫桥经验联接国家主导与多元参与,实现治理权威与治理角色的重新分配;提升运动式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以最小的治理代价换取最大的治理效果;以"发展式预防""整体性治理"释放大规模社会建设活动的犯罪治理效应,实现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鼓励智慧技术的"赋能导向式"应用,激发技术治理的犯罪控制与犯罪预防潜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犯罪治理应树立整体性、长周期的治理观,为吸纳、升级中国经验奠定基础;倡导精细化治理理念,寻求有效治理与正当治理的平衡;总结、固定典型案例的成功模式,强调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

从内容监管到生态调控: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平台义务重塑

数字时代的网络暴力信息呈现出游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由海量网民参与、深受网民情感认同的“合理化”特点。由于网络暴力信息与网民日常的言论表达难以区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义务如果过度强调平台的看门人角色,一味地要求平台扩大监管范围、强化处置力度,就会明显抑制网络空间的言论表达、加重平台的内容合规成本、刺激网民对平台私权力的抵触情绪。面向生态治理的新型平台角色旨在改变“网暴有理”的社交媒体环境,能够跳出内容监管与言论表达的二元对立,将平台的治理责任与合规成本限缩至其创设的环境风险,释放平台塑造理性交往秩序、鼓励优质内容创作的公共治理潜能。基于生态治理的义务内涵,平台需要在事前预警环节识别诱导网民发布网络暴力信息的高风险场景,在事中处置环节扭转网络暴力信息对网民群体的过度影响,在被害保护环节屏蔽网络暴力信息“合理化”宰制被害人的情境因素。

弱智慧社会语境下的犯罪治理:情势、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正处于弱智慧社会的发展现实中。在弱智慧社会的语境下进行犯罪治理研究,能够理性审视技术中心主义,准确把握犯罪发展态势,妥善应对智慧社会到来。弱智慧社会的犯罪特征集中表现为:犯罪类型的不断翻新、犯罪行为的技术化发展、犯罪对象的定向化扩张以及犯罪危害的立体式衍化。在我国传统犯罪治理实践中,以刑事打击为主的价值选择不能全面、有效地预防犯罪,进而影响整体治理效果;以权力行使为主的治理逻辑将带来权利保护隐患,引发科技创新的寒蝉效应;以犯罪规制为核心的犯罪治理会造成被害关注缺乏,由此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以实践经验为主的治理方式将面临智慧技术的挑战,形成犯罪治理的技术鸿沟。弱智慧社会的犯罪治理革新,需要形成预防与打击的合力;理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实现犯罪与被害的兼顾以及推动经验与科技的聚合。

高质量发展语境下的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进社会安全治理工作,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实现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社会安全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点式治理—国家引领—刑法规制—技术应用"与"常态化预防—社群参与—多元干预—技术正义"的双重内涵,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可概括为"刚性稳定"模式对风险预防制度化的妨碍、强国家逻辑下社群参与的不足、刑事治理手段优先背后社会治理措施的式微以及智慧治理趋势下的"技术利维坦"困局。提升社会安全治理发展质量的关键在于:通过重塑社会稳定观与防打结合的常态化释放社会安全治理的制度效能,借助网格治理、平台治理丰富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参与,以优化、嵌入、联动为进路策动综合治理体系的形成,以权利、共享、监管为重点统筹技术治理的发展与安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刑法介入的特别模式——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切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刑法介入是一个纵贯立法、司法、执法三个环节的整体性问题。基于刑事治理的必要性和疫情防控的复杂性,立法介入应该在事前提供全面化、原则化的制裁依据。随着疫情防控期间流行病学认知的强化、防控措施的成型,司法介入需以"有罪/无罪""轻罪/重罪"的二值代码对原则化立法精确解释。在立法、司法的既定介入框架下,执法介入需以谦抑性和人性化为底线,提升刑法微观适用的法治水平。以特殊时期的特殊介入模式框架为基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宜适度扩充立法上的附条件启动模式,借助司法解释将复杂化的疫情防控精准转译,制度化固定非常规的执法理念与执法方式。

舆论与刑法的偏差式互动: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中国叙事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舆论诉求与刑法回应已然发展成为一对既密切关联、又有所区别,甚至存在矛盾冲突的新力量,深度嵌入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治理的复杂格局之中。引入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对14058条新浪微博相关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类,分别统计正向、中性、负向情感的高频词,可以数据化呈现社会舆论的具体诉求与刑法回应的实际效果。面对社会舆论对刑法功能的过度期许、对保护理念的极度排斥、对规范设置的明确否定,刑法采用了分散式功能叙说、不能“一放了之”的话语体系置换、年龄整体下调与多重限制并行的回应策略。然而,这一回应策略导致社会舆论对刑法的功能期许不降反升、保护与惩戒的理念认可度更加失衡、限制性规范存在异化风险。刑法应在理解、尊重社会舆论的演化逻辑与核心诉求的前提下,逐步缩小功能诉求与治理供给的偏差,以惩戒理念的强调带动保护理念的培植,寻找支持个别下调的正当性基础,探索“舆论诉求—刑法引导—社会互动”的“杜鹃—鸳鸯模式”。

犯罪化vs非犯罪化:焦点争议梳理与探究

在转型中国的刑法立法论范畴内,关于犯罪圈的划定问题,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两种观点在论争中形成了安全维护与自由保护之争、刑法前置与刑法谦抑之争、回应性立法与情绪化立法之争以及刑法治理主义与刑法经济主义之争。以四大争议焦点为核心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推进了立法论的研究进程,但也忽视了对争议背后实质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最终导致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过度追求对立,犯罪化理论的正当性不足以及非犯罪化理论的实践性弱化。故坚持单一的犯罪化理论抑或非犯罪化理论均不能与未来的刑事立法发展相适应。未来的刑事立法改良宜从实质问题入手,立足于积极发展和理性限缩的双重需要,逐步寻求刑法内部安全与自由的价值共存、明确刑法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妥善应对民意的建设属性与破坏属性以及建立以治理主义与经济主义为核心的协同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