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信访制度改革 发挥新型智库功能——专访国务院参事、中国政法大学朱维究教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governance)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相对于'统治','治理'概念以满足公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强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私域与公域的合作;重视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关注信任、协作机制,不断创新管理的手段和工具。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公办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2015年9月,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举办了“简政放权与公益事业治理体系改革”研讨会,分简政放权改革、公办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公益服务中的PPP四个主题研讨,来自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组织等领域的几十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实务部门代表在研讨会上作了发言.本期继续开设“公益事业治理体系改革”专栏,陆续刊登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国公办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研究——以北京市A大学为例

一、北京市A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现状 （一）章程 《A大学章程》在“第六章管理体制”中明确了“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的职权，“学校内部实行校、院（系）二级管理体制”，学校教代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校学术委员会的职能等内容。在“第八章权利与义务”中明确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作为举办者的权利与义务，

中国政府适应市场经济职能转变的机构设置研究

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任何国家和地区，政府职能都是机构设置的前提和基础。机构变动是为适应政府职能的调整，而机构相对稳定也是为履行既定的政府职能。

行政公物基础理论研究

行政公物是行政事业单位以完成公共行政服务为目标而占有、使用的财产,是实现公民对公共利益的期待和受益权的物质保障,其外延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军队占有使用的财产。作为纯粹的行政法概念和学理概念,行政公物按照所有权的不同可以分为国有行政公物和私有行政公物,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行政公物作为公共行政服务的物质基础,具有突出的公共功能和公法价值,构建我国行政公物制度的依据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从而对行政公物的形成、利用、管理和监督进行规范。

论行政检查与行政法实施——以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得到真正落实为视角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基本行政法制体系。目前,如何确保行政法实施已成为行政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首要任务。全面、动态的行政法实施要求重塑行政检查在行政法实施中的定位和功能。行政检查在行政法实施中起着承前启后的核心作用,应作为行政法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独立存在。行政检查具备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构建常态化行政检查机制必须从行政检查之实体规制、行政检查之程序规制和行政检查之监督机制入手,进行行政检查法治化建设,从而实现常态化行政检查,使之有效保障行政法实施。

信访立法圆桌论坛

我国信访制度自创立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其功能定位也在不断地发展深化。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首次明确了新中国信访工作定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也确定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信访工作的核心内涵与本质属性。这一基本定位在1951年6月7日周恩来总理签署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和1957年5月的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得到进一步明确。随着国家治理推进，信访工作定位一步步发展，工作内涵不断丰富；不仅是包涵苦情处置，还有体察民情、政策反馈；进而发展为公众参与、监督检验等积极功能内涵的确立。

英国公法传统中的“功能主义学派”及其启示——兼论中国二十一世纪“统一公法学”的走向

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实证主义知识取向、鲜明的政治偏好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学术宗旨,为反思80年代末以来我国公法学的发展和重构二十一世纪中国公法学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全新的借鉴与启示。新时期统一公法学理论基础的构建与发展,需要控权论学说与新管理论学说在动态博弈中推动;公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我国统一公法学的特征必须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取向;其基本框架应当是:正在不断完善中的现行宪政体制。

论行政法对公产的积极保护

《物权法》的出台与实施将财产权保护的话题推上法学理论的前沿、在公、私法交融的背景下,该部法律所确立的规范并不完全属于私法性质,还涉及诸多公法性的重大问题。围绕财产权保护,行政法需要也必将会在诸多领域发挥作用,相应地,行政法学也应当具有蕴含本学科独立品质的学说构建,需要在反思传统学科体系和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为此,本刊特约数位国内知名行政法学者和行政法实务工作者,从行政法对公产的保护,物权立法和行政法的关系,物权保护与行政法观念的转变,财产权与公用征收立法,以及行政程序在财产权保护中的突出作用五个领域全面阐述了行政法在保护财产权方面的功能.这些讨论不仅可以为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也可以帮助人们对《物权法》作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与行政审批改革

从历史的角度展示中国行政审批的沿革,分析改革中行政审批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在 以行政法法理将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归类分析之后,指出除适用行政许可法的行政审批行为以外,其它审 批活动也应受相应行政法规范的约束。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与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围绕中央和地方关系、部门办学体制、政府和学校关系、社会和学校的关系等核心问题不断深入，并取得一定成效。比如已形成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管理、以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新体制，部门办学、“条块分割”的问题基本解决，高等学校逐步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社会因素逐步纳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等。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划分方面仍然不明确，政府对高等学校传统管理方式僵硬，高等学校办学缺乏自主权，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整体性的制度设计和规则体系尚未形成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我国机构编制法律管理的思考

机构编制法定化是通过以法律规则为主体的制度设计，旨在保障政府机构职能科学、结构优化、规模精简、运转高效。在我国改革发展整个进程中，政府机构编制法定化的命题贯穿始终，推动机构编制法定化建设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把“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

北京市依法行政调研

本文总结了北京市依法行政的现状及成绩 ,查找出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首都依法行政进程的对策与建议。

转变法治观念 推进依法行政

关于"依法治国"的涵义,法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在中国,人民是法治最高的主体,"依法治国"中的"国"是客体,即治理的对象,其中首要的是指国家机器.可以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官,尤其应避免将"依法治国"仅仅理解为"政府以法治民"而助长权力的专横与腐败.

法治思维下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与机构编制法定化

面对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完全适应。为着眼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做出重大制度安排,为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走向法治政府

《走向法治政府》一文系国务院参事、中国政法大学朱维究教授应福特基金会邀请,就三十年来中国走向法治政府的沿革、现实与未来所进行之客观而精准的剖析。在该文中,朱教授从其30年来对中国法治进程之不间断的思考与实践出发,结合客观的数据分析,认为从整体上讲,中国走向法治政府的进程呈现出适应法制落后、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国情的特点;反映出有着古老文明而制度落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实现现代化、法制化独有的特性。从观念、体制、治理方式的僵化落后到逐渐确立起行政法治观念,建立和完善行政法律体系,推行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中国在探索一条跨越式制度构建的发展道路。适值《研究生法学》编辑部成立20周年之际,得蒙朱教授惠赐佳文,支持学生办刊,又非常契合本期特刊之主题——"中国法治的期待、沉思与展望",幸甚!

现代政府治理理念与能力建设

一、问题的由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在执政党层面首次提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当下社会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性的准确把握与认识。

论建立防止“公仆”变“主人”的法律机制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 ,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 ,而不仅仅是“政府以法治民”。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各级政府官员必须树立职权法定和依法行政观念 ,实现从“父母官”到“公仆”的转变 ;同时 。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

"政治文明"这一理念的提出,是我国社会科学认识上来之不易的一大跨越.它预示着我们又面临着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意义如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认识一样,如何估价均不为过.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的三项核心内容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执政者要"依法执政".这表明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要建设政治文明.这一理念由执政党首先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高、执政意识的成熟、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的转变.这一转变适应了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华民族发展的要求;也是对中国执政党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