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三题

本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三个向来有争议的旧题 :中国传统史学与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相关度 ;所谓经史致用式的道德反思命题 ,与中世纪主流史学的相关度 ;倘若从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之一的角度 ,它本身在中国的历史进程 ,怎么写 ,写什么 ,才算较为近似地映照中国史学已经消逝和尚未终结的整体面貌。旧话重提 ,无非为了自己清问题 ,期使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或撰述 ,不再陈陈相因。

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

讨论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应该包括历史观念史。困难在于,从史学史的角度,陈述历史观念史,与一般的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的分工,如何体现?本文注意到,中国传统史学,常由传统医学那里借用某种经验型的权威理念,例如司马迁征引春秋晚期已流传的“上医医国,其次疾人”观念,直到清末还不断被以史论作政论的作者援用。司马迁意在批判汉武帝君臣滥用权力与民争利而导致“国病”不治的经济政策。然而它的历史效应,在易代之后的盐铁会议上便已凸显。因此本文通过司马迁将扁鹊传奇和仓公医案相结合的专门史的文本考察,尝试探讨作为史学史题中应有之义的历史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或为愚者一得。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本文作者正在主持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本文即择取撰写过程中间进行再考察的若干历史疑问,按十八世纪以前的时空进程,略作点面交集的扫描式的历史陈述。

《国故论衡》校本引言

《国故论衡》凸显了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夜形成的论学特色。它可谓是清代汉学总结性著作，又可谓是本世纪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首出的一部杰作。章太炎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作为参照系，提倡国粹，，在政治上普及民族主义观念，在学术上对以往种种“新学”进行批判乃至否定。章太炎晚年讲授“国学”皆未超过《国故论衡》论述的范围，可见他要在中国实现“文学复古”的宿愿．至暮年仍未放弃。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

《汉书》是中世纪“正史”的真正鼻祖。它的作者是否剽窃父书 ?是否剥取《史记》编纂形式而无所创造 ?本文尝试厘清这一名著攸关的人与事的历史真相 ,以论证决定《汉书》编纂取向的 ,是班固时代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当时的重大事变。将《汉书》的编纂过程 ,藉班固一生政治沉浮的历史陈述表而出之 ,悖于《汉书》学的研究传统。是耶非耶 ?

康有为和朱一新

一康有为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堪称名角。从1888年他以平民身份上书清朝皇帝请求变法,到1902年他以海外流亡者长老身份两度发表公开信反对革命,那十四年间,他既是闪闪发光的政治明星,也是一唱百和的新学钜子。

辜鸿铭和他的《清流传》

辜鸿铭和他的《清流传》朱维铮也许只有辜鸿铭，才会在本世纪初，把清帝国的翰林院比作英国的牛津大学，把清代同光之际的“清流”活动，比作那以前三十年的“牛津运动”，而不顾二者之间有没有可比性。《中国的牛津运动的故事》，便是这样的一本书。辜鸿铭用英文撰写的这...

晚明王学与利玛窦入华

十六世纪末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揭开了中西文化交往的新篇章。说是新篇章，当然意味着在那以前，由基督教表徵的“泰西”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往，已有很长的历史。

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是位著作宏富、思想深邃的学者。但直至其殁后二百余年,他的思想才在晚清发生实际影响。透过其时人们对黄氏学术的不同评述,可以更深切地了解和认识晚清社会与思想。

中国经学的历史(论纲)

"五经"是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典籍,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是中国思想体系形成和政治体制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对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几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迄今为止,却没有一套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了解中国文化需要的多语种"五经"译本。因此,2009年7月27日,国家汉办在北京召开了以重新编译、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原典为宗旨的"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这标志着中外学者合作开展"五经"多语种译本的翻译工作正式启动。会议由国际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教授主持,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知名汉学家,在会议期间研讨了"五经"的翻译体例、底本、出版等问题,并分别就相关的内容作了发言。以下选登部分知名专家的与会发言,以飨读者。

马相伯论教育

我在儿童时代最喜欢仰观天象，并且喜欢追求天象的根源。万里无云的天光之下，我总喜欢看月亮。我天天看月亮，竞看到发狂，有一次在月亮底下拼命追赶它，但是终于徒劳。又有一次我登楼开窗，拿着一支竹竿去敲月亮，但是终于落了空!因此我就对长辈提了许多问题，如：月亮是活的吗？月儿生在哪儿？到了月初或近月末时，我又要问：为什么只有半个了呢？那半个上什么地方去了呢？但是不幸得很!我的这些问题，十有八九都要遭受长辈的呵斥，不然，就是瞎三话四的回答我。说什么：半个月亮被老虎吃掉了，等等。我总是不能满意。到了后来我研究天文学的兴趣，便是从这儿时所发生的许多幻想发展出来的。所以我希望现在做父母或幼稚园及小学教师的，从我这种经验中得到以下的教训。

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孔子研究从来属于争论不绝的领域。争论的动因极其复杂。可惜迄今中国还没有一部像样的孔子研究史．供中外学者参考。但有一点很清楚，即百年来中国国内的争论，集中于对孔子及其思想政治学说的“评价”。

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发言摘登

黄宗羲与近代历史主义方法冯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认为,黄宗羲是一位立足于当时的现实而又一脚跨进了未来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辉。他第一个为中国近代勾画了一幅民主主义的蓝图(尽管是粗略的),并以“风雷之文”召唤“豪杰之士”起来冲破“囚缚”,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斗争。黄宗羲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我这里主要就历史主义这一侧面对此作一简要阐述。中国近代经历了社会大变革,也经历了一次哲学革命,后者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合流过程中实现的,它现在还在继续着。哲学革命是思维方式的根本革命,包括有逻辑和方法论的革命。近代哲学家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探索。他们力图把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成果移植到中国的合适土壤,找到中西哲学在逻辑方法上的交接点,以便促使中国哲学近代化,或者说,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去年九月,我校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居延安副教授应邀访问美国夏威夷大学,与该校历史系主任郭颖颐教授讨论了两校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辟学术专栏的可能性。该校校长西蒙博士对这一设想抱有很大兴趣,并热情予以支持。经过三个多月的酝酿,包括本刊在内的三方已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从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开始,开辟“复旦大学、夏威夷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专栏”。在此基础上,我们考虑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举办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在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史学的人,谁都知道中国文化史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尽管“文化”一词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经习用,但如今常说的“文化”,却是随近代“西学”输入的一个舶来概念。关于它的涵意,八十多年来歧义时出,难以确定文化史的界域。然而,有一点却是众人所见略同,即文化是一个整体,一个烙上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印记的整体。因此,所谓文化史,便是综合考察这个整体的发展过程的历史。

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

倘要重新估计中国文化的传统,无疑不能忽视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关系。讨论这一问题,在我看来,困难首先不在于评价,而在于语言。由于长时间的隔阂,造成中外学者之间,海峡两岸学者之间,虽然运用同样的材料,论述同样的对象,但使用的概念和术语不同,对于相同的概念和术语的理解不同,因此在讨论中往往出现各说各的现象。这在国内学术界同样存在。因此,目前讨论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关系时,在若干基本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寻求共同语言,依我看是消除隔阂、求同存异的必要前提。

中国文化史研究散论

一中国文化史,在度过多年的向隅生活之后,最近又被提上了学术界的研究日程。同其它历史学科一样,文化史也随着拨乱反正而复苏了,虽然复苏得要迟些。文化史的专门研究机构开始建立,文化史的学术研究活动逐渐活跃。重建这门学科,得到学术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有关大学、科研部门的热情扶植,前景是很好的。可是,多年的停顿造成了各种相关学科由分工变成分家的问题。科学的分工本来是无可避免的,但如恩格斯所说“分工也具有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

论“三通”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并非同类著作,却被人们合称“三通”。至迟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命开“三通馆”,编撰“续三通”和“清三通”,所谓三通、九通之类名目,就由此入了中国目录学史,并为中国史学史所沿用。以往的中国史学史,多半是历史编纂学史,向来赋予材料的分类以过大的注意。但即使依照乾嘉以后流行的史部分类法,三通之名,也说不通。杜佑的《通典》,与马端临的《通考》,无疑有亲缘关系。而郑樵的《通志》,则分明属纪传体通史,怎能视作杜马二书的族类呢?

清学史:汉学与反汉学一页(下)

6 从清学史的角度来看,从戴震去世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汉学家面对讲道学者的种种攻击,总的说来是采取守势,避免直接论战。江藩二书刊行,才算他们对于这类攻击的首次全面回应。在十八世纪末汉学盛行之际,批判汉学最有力的是史学家章学诚。但章学诚的著作,在生前仅刊行了《文史通议》一部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相对而言,姚鼐的《援鹑堂笔记》、《惜抱轩尺牍》诸集中那些针对汉学而发的言论,虽然远比章学诚浅薄,而且时时散发出骂街臭味,但在结集前早巳在文坛传播。因而,读江藩二书,令人感到意外的,并非他以桐城诸家为回应对象,而是他的回应,同在前的姚鼐、在后的方东树相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