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益诉讼要“抱团取暖”

尽管新环保法允许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但囿于环境民事诉讼本身的专业性强、诉讼成本高、证据提取难、败诉风险大等原因，

“互联网＋”助推要按下快进键

近年来，环境污染的加剧使公众对环境保护关注度提升，在移动互联时代，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互联网＋”正成为撬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杠杆。读了《民主与法制》2016年第5期《以“互联网＋”助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笔者对“互联网＋”助推公众参与环保冶理，充满了期待。

打招呼是权力腐败的隐形外衣

《民主与法制》杂志2015年第36期《环保局长为何总给排污企业打招呼？》。报道了黄先才在江西省九江市任职期间，总给排污企业打招呼，利用职务索取他人财物或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的案例，读后不禁对这种“环保腐败”深恶痛绝。

电视购物成老年群体“重灾区”需多措治理

读了贵刊2016年第13期《电视购物乱象：营销背后的老年群体之伤》一文，笔者认为，电视购物由于准入门槛儿太低、缺乏有效监管以及商家“赚一把就走”的心态泛滥，众多老年人屡屡成为受害者。这些平日节俭的老人，迷信保健品功效，判断力和相关知识匮乏。而一些保健品企业在宣传上夸大功效，加上老年人往往贪图便宜，结果成为被电视购物洗憾的“重灾影响人群”。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生活孤独、缺乏关爱。

“食”不相瞒让百姓吃得放心

读了2016年第4期《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专题报道《食品安全》．感到必须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形成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这是党中央对群众呼声的直接回应，也是对群众期盼的郑重承诺。

别让孩子坠楼事件反复重播

看了贵刊《请您断案》栏目2016年第32期《两岁幼童坠亡，由谁担责？》案例，心下沉痛。在我国，每年未成年人死于意外伤害的人数，巳超过全年传染病死亡人数。我国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签字国，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的法律并不缺乏，为何儿童意外伤害事件依然频发呢？

要让住房公积金真正成为私人财产

读了2016年第5期《民主与法制》（《“沉睡”的住房公积金能醒吗？》一文，笔者看来，《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送审稿）》尽管包括了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上限不高于12％，下限不低于5％；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等内容。

“精神病患者”要无缝隙监管

读了2015年《民主与法制》第18期的文章《“精神病患者伤人”后的监管困局》，笔者对“武疯子”行凶深感忧虑。“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频繁给公共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相对于有效的社会公共管理而言，对“精神病患者”缺乏有效社会管理、救治以及法律干预的相对滞后，是此类恶性事件频发的主因。

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

读了2015年第9期《民主与法制》的《反家暴立法》专题报道，笔者认为，随着《反家暴立法》步伐加快，遏制家庭暴力将使出杀手锏，值得期待。目前，家庭暴力在我国呈高发态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家庭暴力犹如一把利刃，严重侵害了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职能部门不能欠“心”

2015年《民主与法制》杂志第4期“社会与服务”栏目刊登了《拖工资老板潜逃赢谅解从轻处罚》一文，读后笔者认为：“老赖”欠薪，职能部门不能欠“心”。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群体权益一旦遭受侵害，其维权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法律成本却是巨大的。

养老护理工作需要公共政策支撑

读了2014年《民主与法制》第16期《八旬老人命丧回家路养老院与家属谁担责》，从法律的角度看，法院的判决提醒每一个子女，老人或子女要与养老机构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责任。从养老护理管理来看，养老护理工作需要更多的公共政策支撑。

权力要“裸奔”，如何拦得住？

有人说，贪官都是贱骨头：不见棺材不落泪，不碰南墙不回头。这话还真是有道理，作为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三处处长的李学智．即便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法庭上，他也不忘拍案而起直指证人昧着良心栽赃陷害，继而又掩面而泣，甚至当庭晕倒，法官还为此叫来急救车。看了今年第11期《民主与法制》杂志《“钦差大臣”的索贿术》一文，不禁为这个曾经的“钦差大臣”而感慨。

财产公开就该让官员“摊上大事”

近期《民主与法制》的《仅有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管用吗？》一文，从官员财产申报立法问题、国际经验和理据与对策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剖析。官员财产申报作为一个破坚之题，一直引发争议。笔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不能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而要把它作为反腐败利器，一旦亮剑就该让官员“摊上大事”。官员财产公开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情结，事实上，主在1994年《财产收入申报法》就立法，只是规定在现实中往往流于形式。执行力的疲弱根源于规定中存在的“硬伤”：只要求申报官员自身的财产，同时不需要对外公开，财产被作为“官员隐私”得以内部消化，这种冬似于袖管内交易的监督必然导致监督虚置。因此，就算官员财产申报，也根本“摊不上大事”。

功利化的“公务员”，陷阱无处不在

读了2013年24期《民主与法制》文章《猎艳“国安官员”梦断风流梦》，初中文化又相貌平平、表达能力近乎笨拙的袁晓杰，竟然凭借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安全局“公务员”身份，攻城掠地、登堂入室，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至少欺骗了3名单身女性，看后着实让人吃了一惊，不由心生感慨。

给公安“打拐”卸点包袱

《民主与法制》2011年第8期报道了《公安“打拐”，缺人缺钱》，，看后深有同感。很想大声地呼吁：给公安“打拐”卸点包袱吧，让他们轻装上阵，解救更多的被拐儿童和妇女。 “打拐”工作很复杂，因为拐卖犯罪都是跨区域大范围流窜作案，在办案过程中就需要经常出差，缺人缺钱成为先天不足的瓶颈。拐卖犯罪一个人单独实施的可能性不大，都是有人负责拐，有人负责中转。

加强监管是根本之举

读了《民主与法制》2011年第16期《见习医生被“高效”司法鉴定》，深感司法鉴定之惑，凸显行业自律乏力。人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扰”，官司的输赢关键在证据。司法鉴定结论就是一种颇为关键的法定证据。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关系到个案的司法公正与否，更关系到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我们期盼自信的司法

看罢《民主与法制》杂志2011年第23期上刊载的《司法，请站稳脚跟!》，心情难以平静。 为什么李昌奎的案子会让云南高院处在了风口浪尖之上？正是由于不自信的司法。“法不可赦，情有可原”的药家鑫，被迫于舆论压力的司法判了死刑，立即执行；也正是由于不自信的司法，为了迎合“少杀、慎杀”刑事司法政策，将罪大恶极的李昌奎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更是由于不自信的司法．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

别成有牙不咬人的“老虎”

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的乱象，是无法可依还是法律疲软？尽管原凶是多方面的，但是，个人信息法律监管成有“牙”也不咬人的老虎，是个人信息保护缺失的主要原因。读了2013年第11期《民主与法制》文章《个人信息保护的厦门解读》，随着《厦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出台，无疑给当下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更多的借鉴。

破解“养老难”，政府要更多担当

读了2016年第41期《民主与法制》文章《组合养老：走近空巢老人养老新模式》，笔者队为，组合养老以自愿均依托，既摒弃了传统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弊端，又集中了传统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

以法护孝还需法外施恩

读了《民主与法制》2016年第17期《以法护孝，让我们从容变老!》，笔者感想很多。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不管怎么说，子女履行赡养尤其是精神赡养的义务，天经地义，放眼看看时下这个浮躁的社会，以法护孝艰难得近乎奢望。退一步讲，即使法律介入，判决子女常回家看看，也还会判决容易，执行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