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执行抵销的适用与救济

2015年《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首次在司法层面对“执行抵销”正式认可,但粗浅的制度安排使其在理论与实践中争议颇丰,亟待梳理。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普通抵销,执行抵销具有“公私结合”之双重属性,关乎审执分离下的效率与公平、优先受偿与平等主义等多元价值平衡。在启动方式上,执行抵销应由被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方式向执行法院主张;在行使要件上,法定抵销与意定抵销在符合相应实体和程序要件的情形下均被允许;在审查程序上,执行法院应避免“以执代审”,严格遵循形式化审查原则;在救济路径上,被执行人可以通过《强制执行法(草案)》规定的债务人异议之诉对实体权益予以救济,申请执行人则可以通过执行异议或再审的途径予以救济。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之关系研究

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正式确立为两种法定的监督方式,依据现行法律规定,两者目的相同,适用范围重合,致使实践中各地各级检察院法院各行其道,司法资源和司法权威随之折损。为实现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功能效益的最大化,学界对其适用范围提出了“平行适用”和“先后适用”两种模式。通过对现行立法规则的解读以及实践运行状况的考察,文章提出构建“再审检察建议置前,抗诉置后保障”的二阶化监督模式,同时辅之以相关配套措施,打造“刚柔相济”的再审检察建议及良性互动机制,以全面实现检察监督的精准化、高效化。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效力的问题研究——以对法院的拘束力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赋予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以特殊效力,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采纳率“居高不下”的同时,其功能也产生了异化。究其原因,量刑建议的效力主要受制于形成阶段的控辩协商不充分、提出阶段的幅度标准难统一、审查阶段的顶层设计有缺陷、裁判阶段的抵触情绪未消弭这四个因素。当务之急,应通过完善检察机关主导下的量刑协商程序,优化法院主持下的司法审查程序,规范量刑建议效力发挥的运行机制。

调解衍生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适格性研究

调解衍生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适格性认定关涉调解制度内在价值的释放、证据能力规则的完善以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一方面,基于调解衍生证据本身的低关联性和公共政策等因素的考量,应当建立相应的证据排除规则限制其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另一方面,不同证据的来源背景、证明价值与证明对象有所差别,为防止调解程序被异化为掩饰证据或阻碍发现真实的工具,也需要注意“适当”这一尺度,合理界定证据排除的范围。具体而言,可以根据不同证据类型进行场景化分析,包括对特定条件下“为调解准备的文件”“民事调解中的自认”“调解协议”“调解员的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限制及其例外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