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与秩序正义:行政治理中情感计算的伦理反思与超越

情感计算通过各个环节对人类感情产生作用,致力于攻坚人类最难模仿的情感领域,是强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基础。在行政治理领域,情感计算已经被应用于海关检查、舆情监管、交通管理等场景之中。然而,情感计算在行政治理领域的应用却有可能会引发公共伦理危机:一方面,去主体化的问题使得人格尊严被弱化,人的主体性地位不再稳固;另一方面,去秩序化的问题使得算法歧视扩大、执法不公增多,最终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对行政治理中情感计算引发的公共伦理风险的规制也应从两个方面切入:强调以人为本,确立动态的知情同意原则;树立现代正义,运用比例原则对行政治理中情感计算的应用予以规制,明确公平正义的边界。

技术、动物与人类——论《三体》中的技术符号隐喻与伦理反思

《三体》是刘慈欣创作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面对现实生活的极度失望和地外文明的悄然而生,小说主人公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态度:以叶文洁为首的人类选择接受外星文明的入侵,而以汪淼和史强为首的“虫子”科学家们则对三体文明积极抗争。本文将以《三体》中的“技术符号”为切入点,分析其中充满哲学、科学和文化冲突的宇宙世界及符号隐喻,并进而从技术伦理学视角对“技术”与“人文”的博弈进行反思。

德国负责任科研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科研不端丑闻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出现,并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焦点。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德国联邦政府、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以及主流媒体就应如何负责任的科研、怎样构建科研诚信体系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一系列科研诚信“行为准则”。这些准则的发布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德国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文章在剖析德国如何负责任科研的基础上,对我国科研诚信的发展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科幻电影《机器管家》中的技术形象与伦理困境

《机器管家》(Bicentennial Man)是一部由电影大师克里斯·哥伦布(Chris Columbus)执导的科幻影片,于1999年在美国首次公映。该片讲述了钢铁机器人安德鲁作为“管家”被购入,并与马丁一家生活在一起,后在工程师的帮助下,逐步拥有相貌、中枢神经系统,进而转变成人类并与之产生情感的故事。以“伦理冲突”作为观察视角,探讨“机器人”与“人”在二元对立的冲突中做出的选择,从而体悟影片中的“机器人”的形象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析其对现代社会“人机关系”的启示。

德国媒体在技术伦理传播中的作用——以人工智能伦理传播为例

在技术伦理的传播与发展中,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德国的技术伦理研究、技术伦理思想传播都走在世界前列。本文以德国媒体中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相关伦理问题的讨论为例,通过数据统计和案例分析的方式,分析德国主流媒体在技术伦理传播中的自动、主动、联动的特点;进一步从信息接受的客体——公众的视角出发,分析媒体在公众对技术伦理认知不同阶段的不同角色:未知阶段时的“启蒙”、浅尝阶段时的“斡旋”、认知后的“调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相应的效应与作用。

德国负责任地发展精准医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精准医学领域取得的诸多进展,促进其“负责任地”创新发展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作为精准医学研发的大国之一,德国联邦政府、学术界、主流媒体及行业协会就如何“负责任地”发展精准医学开展了讨论,并形成了一系列“行为准则”。这些准则的发布和实施推动了德国精准医学的健康发展。从联邦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引导、学术界的自我约束、主流媒体的监督管理和德国技术伦理的建制四个方面介绍了德国“负责任地”发展精准医学的具体措施,并从制度与文化层面进行了原因分析,进而对我国精准医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思考。

文化类综艺节目《一堂好课》的创新启示

文化综艺类节目是近年来电视节目领域兴起的热门类型,独特的节目形态、深厚的人文价值以及丰富的交互体验使其广受年轻观众的喜爱。《一堂好课》作为央视综艺频道推出的一档文化类综艺节目,将教学仪式与节目制作相结合,将录制场地从电视台扩展至露天课堂。节目邀请了12位"学科领路人"为当代青年学子答疑解惑、启迪心灵,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本文从沉浸式传播、综艺节目价值以及复合传播力三个方面对节目进行了详细分析,为文化综艺节目的融合创新提出新的思路。

危机中的团结和责任——德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做法及启示

自2020年1月27日,巴伐利亚州确诊首例“新冠肺炎”患者以来[1],“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席卷了全德16个联邦州。3月16日,德国联邦政府开始实行各种管理措施,取消大型的展会以及体育赛事活动等。面对每天不断增长的感染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德国民众也逐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全国民众遵守社交限令,配合国家的措施。终于在4月10日前后,疫情出现拐点,感染人数每日持续下降。据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4日零时,德国累计确诊163175例,已由欧洲第三位降至第五位[2]。

行为导向教学法在德语教学中的应用——以《当代大学德语1》Vorkus 6为例

科技的发展使各国间经济、贸易、信息等方面的交流愈发频繁,全球化社会对复合型外语类人才的需求量也随之不断攀升。复合型外语人才不仅意味着学生需具备扎实的语言技能,同时应注重其职业能力的发展。本文以《当代大学德语1》Vorkus 6为例,分析了基于行动导向教学的角色扮演法的实施过程,并对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改变进行了探讨和反思。

德语电影《窃听风暴》中的叙事伦理分析

《窃听风暴》是一部由弗洛里安·多纳斯马尔克指导的德语影片,于2006年在德国首次公映。整个影片有表层和潜在两条线索。在塑造片中各个人物的过程中,两条线索的冲突展现得尤为明显。表层和潜在线索间的冲突归为两种伦理层面,即人民伦理和自由伦理的冲突。从影片中的三种主要功能性人物身上,即Hero(英雄或主人公)戈德·魏斯曼、Donor或Provider(被害者)乔治·德莱曼,以及Villain(叛徒)古比兹等秘密警察,两种伦理层面的冲突可见一斑。

电影《霸王别姬》中的文化元素及其伦理意蕴研究

电影《霸王别姬》是一部由李碧华、芦苇改编,陈凯歌执导的文艺剧情影片,于1993年在中国内地以及中国香港首次公映,并以强劲势头一举打破中国内地文艺电影在美国的票房历史。影片以传统京剧文化为背影,跨度近半个世纪,讲述了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与张丰毅饰演的段小楼之间的爱恨纠葛。展现了不同时代北平城中人性的变化与古典艺术的兴衰。本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作为切入点,分析探讨伴随影片叙事主线呈现的文化元素特征,从而进一步追溯和体悟文化元素背后的伦理意蕴。

真实灾难类题材电影的叙事方式和价值呈现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灾难片”这一称谓在一定意义上属于“舶来品”。严格来说,灾难片可追溯到好莱坞的默片时代,其创作“最早现于二十世纪初,并于70年代开始作为一个术语被确定下来。此后,‘灾难片’渐渐作为一种新的类型样式,开始赢得亮眼的票房收入”[1]。中国电影人开始对真实灾难类题材电影进行相对有规模的探索始于1999年上映的电影《紧急迫降》(张建亚,1999)。此后,真实灾难类题材电影这一特定的电影类型被不断搬上银幕。如《极地营救》(张建亚,2002)、《惊涛骇浪》(翟俊杰,2003)、《超强台风》(冯小宁,2008)、《逃出生天》(彭氏兄弟,2013)等。

德国电影《沉默的教室》的伦理意蕴分析

《沉默的教室》(Das schweigende Klassenzimmer)是一部由拉斯·克劳梅(Lars Kraume)指导的德语影片,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来,于2018年3月在德国首次公映。二战后的东德笼罩在苏联的统治之下,在匈牙利发生了反苏联的抗议运动,导致人员伤亡。一群充满激情和斗志的学生获悉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他们选择在教室静坐,以示哀悼和抗议,弥天大祸也从天而降。面对抗争,有些孩子选择用“沉默”对抗,有些孩子则以“沉默”作为掩饰,将自己置身事外。在整个影片中,“集体”与“个体”“家庭”与“个人”“社会”与“自我”间的张力结构贯穿始终。

德国教育电影《浪潮》中蒂姆的人物形象评析及现代启示

《浪潮》(Die Welle)是一部由丹尼斯·甘塞尔指导的德国教育影片,于2008年在德国首映。影片是根据1967年的真实故事“第三浪潮”改编而成。电影展示了学生们在老师的教学实验中逐步体验并参与建立起一个小型极权组织的过程。而男主人公蒂姆则是该过程中受到最大影响和伤害的人。《浪潮》中蒂姆的人物形象评析将从教学实验前后蒂姆的性格变化入手,进而分析变化产生的原因,以及极权组织的建立与最终导致其自杀的关系,进而指出蒂姆的经历带给我们的启示。

从规范伦理到信息形而上学——普适计算时代的德国信息哲学与伦理学研究

伴随着网络与通信技术、信息感应技术的飞速发展,普适计算已经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随之而来的相关伦理问题也越发引起人们的热议。德国作为信息技术发展强国,在构建"无处不在"、"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的普适计算环境的同时,也展开了对信息伦理和哲学的探索。其研究不仅停留在对普适计算技术伦理问题的反思,而且更深入地探讨了导致普适计算时代伦理问题的根源,包括技术主体的转移、现实与实在世界界限的模糊等,指出了信任体系的重建需要加强制度伦理的建设。此外,德国在将信息伦理机制化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这些对于中国信息伦理的研究和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规范伦理到信息形而上学:普适计算时代的德国信息哲学与伦理学研究

本文主要介绍了德国目前的信息哲学与伦理学研究,它们不仅是对普适计算技术伦理问题的反思,而且更深入地探讨了导致普适计算时代伦理问题的根源,指出了信任体系的重建需要加强制度伦理的建设。该文介绍了德国信息伦理学研究的兴起,重点阐释了德国信息伦理研究的形而上转向,包括技术主体的转移、“现实”与“实在”界限的模糊、“脱域”与信任体系的重构,还介绍了德国信息伦理的机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