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荆芥浸提液对几种种子萌发的化感作用

采用室内生物测定法,以小麦,油菜,上海青等作物为受体,研究了土荆芥的化感作用.结果表明:①土荆芥叶的浸提液对3种作物种子萌发均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随着浸提液浓度的增加而增强;②浓度为0.01 g/mL和0.02 g/mL的茎的浸提液对上海青、油菜的幼苗生长有促进作用;③相同浓度的土荆芥叶浸提液对供试种子萌发的的抑制作用强于茎浸提液.

盐胁迫对红麻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研究了不同浓度的钠盐（Na2SO4和Na2CO3）胁迫对红麻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浓度盐胁迫对红麻种子的发芽指标和活力指数均有一定抑制作用,随浓度的增加抑制作用越强.浓度10~50 mmol/L的Na2SO4胁迫下,红麻种子的发芽势、发芽指数与对照没有显著差异,但活力指数显著低于对照,而当Na2SO4浓度为100 mmol/L时种子的发芽势、发芽指数与对照存在显著差异,Na2SO4浓度为200 mmol/L时种子不能萌发;Na2CO3浓度≥50 mmol/L时,红麻种子不能萌发.相同浓度下,Na2CO3比Na2SO4对红麻种子萌发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非正常上访行为刑法规制的反思与限缩——以2018—2019年间的320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事出有因"较之"无理取闹"直接影响了犯罪动机的恶劣程度,进而拉低了主观罪责的基准线。在刑法未明确将受过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行为规定为入罪条件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不能任意将之扩大解释为入罪条件。针对"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型的强拿硬要,不必过于纠结寻衅滋事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而应将注意力转移至想象竞合关系上来。判断上访索财"可谴责性"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索财的目的是否合理,手段与目的是否相当。因信访所遭受的"威胁""要挟"等不利状态,本身就是法治政府所应承受之重,政府不会因此而陷入精神强制。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不应是"多个机关"工作秩序的集合,否则会得出"不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工作正常开展的(多次)违法行为等同于导致国家机关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的犯罪(扰乱)行为"的错误结论。如果不延展"故意+过失"的适用范围或"明知"的内涵,依照传统罪过理论无法妥善应对"造成严重后果"与责任主义原则相统一的关系。

特别重大贿赂犯罪适用指定监视居住问题研究

根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73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查处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时,可以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在肯定检察机关适用指定监视居住措施必要性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在具体运用该措施时应当在坚持其适用原则的基础上,准确领会立法精神,重点把握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适用场所、监督机制等问题,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将该措施的良性效益发挥到最大。

有机水稻栽培技术

简单介绍了有机水稻栽培技术,包括生产基地的选择与建立、育秧前准备、培育壮秧、合理稀植、肥水运筹、病虫害防治、适时收获等内容,以期为有机水稻栽培提供技术参考。

监察调查运行中的双重制约因素及其克服

监察体制改革后的纪检监察机关在领导体制、工作重心、运行模式等方面均有别于以往的反腐败机构。监察机关在监察调查工作中克服了原反腐败工作中的诸多弊端,但监察调查运行中存在的双重制约因素在实践中也逐渐凸显出来,其中理念层面"口供中心主义"的办案传统未实际转变,"一体化"的纪检监察调查理念未有效树立;实践层面则表现为监察调查工作缺乏保障性措施和留置执行场所的设置欠妥等问题。为深入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确保监察调查工作的高效性,调查人员应积极树立适用新体制、新要求的监察调查法治理念;在制度设计层面,需要制定层级性的监察调查保障性措施和设置专门的留置场所。

受贿罪共犯的规则适用与实践认定

根据我国关于受贿罪共犯的相关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犯,主观上须具备“通谋”,客观上须分别实施受贿罪的实行行为。除此之外,非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还需要双方共同占有财物。将受贿罪共犯限于共同的实行犯是刑事政策指引刑事立法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要求非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占有财物则有悖于共同犯罪的一般性理论。受贿罪共犯实践认定的疑难点表现为对“事中通谋”范围的界定。对“事中通谋”的认定,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的事实明知为要件,但应将“为他人谋利的事实”解释为一种概括性事实,而非具体性事实。

水稻旱直播栽培要点

目前，河南省沿黄稻区大部分稻农依然采用传统的水稻栽培模式——育秧、移栽、插秧，既要多占用土地作秧田，又要加大化肥、农药等农资投入，而且耗时30多天，浪费水源，投入人工多，劳动强度大，增加了种田成本。为此，我们经过大量试验，总结出水稻旱直播栽培技术。

诽谤罪“但书”条款的理解与界定

法律上虽然规定了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的标准,但并没有将这一标准细化。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诽谤罪公诉标准的认定模糊,扩大了公诉型诽谤案件的范围,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本文通过对诽谤罪"但书"条款进行分析和界定,旨在厘清诽谤罪提起公诉的标准。诽谤地方领导并不足以达到提起公诉的标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面对公民和媒体的评论要有更宽广的容忍度,对公民合理发表评论的行为要予以鼓励和保护。此外,准确理解和界定诽谤罪的"但书"条款相较与将其废除,也有利于合理平衡公民的名誉权和言论自由。

职务犯罪初查到案措施的理性审视与完善进路

法律对职务犯罪初查到案措施的定位不明确,致使检察机关职侦部门在司法实践中对该措施做出了新的认识和探索。职务犯罪的口供依托主义决定了该类犯罪诉讼策略上的特殊性,从实践中对该措施的运用看,职务犯罪的初查属性由单纯的审查倾向于侦查,尽管多数措施有益于检察实务工作,但有些内容却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进而可能侵犯基本人权。革新职务犯罪立案观、增加初查到案措施的强制性、引入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以及使协助调查制度化,是有效解决实务问题的必由之路。

如何根据《条例》对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进行认定处理 从政治上把握严格依规认定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完善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在第五十六条增加“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的处分规定,划定了此类行为的违纪边界,明确了执纪标尺。准确适用该条款,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把握。

如何根据《规则》理解和把握“室组”联动监督的重点和方式 处理好“室”“组”关系 提升派驻监督效能

“室组”联动监督,是深化派驻机构改革,有效推进派驻监督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重要手段。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室组”联动监督机制,提升派驻机构的监督效能,《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室组”联动监督的六个方面,以法规形式确立了联动监督的具体事项,使监督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如何区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 从主客观两方面综合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对监察机关有权管辖的渎职类犯罪具体罪名进行了细化,其中包含滥用职权类罪名21个,玩忽职守类罪名13个。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作为渎职类犯罪最为常见的两个罪名,其行为构成具有一定相似性,应在准确界定两罪所侵犯法益的基础上,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如何理解和把握监察机关调查处置公职人员特定非职务违法行为的规定 准确把握三种情形 确保权力规范行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以下简称《政务处分法》)等规定,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公职人员政务处分并不限于职务违法行为,还包括其他违法行为。对于公职人员违反道德操守、影响公职人员形象的非职务违法行为,监察机关可以进行调查并视调查结果给予政务处分。

准确认定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约定收受或索取财物,但至案发并未实际占有相关财物的情形。约定受贿不是一种法定的受贿类型,在我国刑法中亦无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却大量存在。根据约定受贿人是否着手实施受贿行为及实际控制财物,可认定约定受贿不成立犯罪、受贿罪未遂或受贿罪既遂。现结合实践中常见的几种约定受贿情形,对如何准确认定其犯罪形态作简要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