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问题及其应对——以河南省为例

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奋进现代化河南建设新征程,需要持续推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运行基础。然而,新形势下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思想认识不到位、有机融合不够、治理作用发挥不强、工作机制尚待优化等问题,必须通过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领导力、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建构“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格局,不断提升基层基础工作水平,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新图景的日益呈现。

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逻辑进路与对策探讨

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是新时代加强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使命必然,是激发社会活力、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水平的现实需要。近年来,各地认真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积极推进了社会组织发展的正常化、制度化,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体系、渠道途径和运行效度不断拓展,但仍面临着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不高、基层志愿服务发展不足、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程度不够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有效对接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中统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治理力量,畅通社会组织深入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的途径,持续推进基层志愿服务发展,做好新型社会组织的培育工作,从而积极汇聚社会治理的多元社会力量,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与实践经验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一个重大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使命和发展环境,从“农村革命”“乡村改造建设”“乡村改革”推进到了“乡村振兴”,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政权下乡”“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多元共治”4个阶段。持续强化党组织建设、不断增进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引领力,持续推进治理方式变革、不断改进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体系,持续走向多元共治模式、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是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实践经验。

乡村文化衰落与当代乡村社会治理

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已然发生了深刻变迁,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也随之遭遇了重大转变,但并未质变的熟人社会仍然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最大基础。乡村文化作为乡村社会的精神纽带,曾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考究乡村文化的"历时"和"现时",衰落成为乡村文化的当下生存状态,渐行渐远的乡村忌讳和日益飘零的乡风民俗是其表现形式。乡村文化的日益衰落并不意味着其丧失了存在基础、丢失了社会功能;相反,新形势下挖掘社会治理的文化,可能或可成为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其核心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考察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向度,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文化、治理方式、治理保障分别对应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民主化、德教化、精细化、法治化,统一于乡村“善治”目标。然而,当前乡村治理面临多元共治格局不成熟、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内卷化”“碎片化”问题突出、治理主体能力普遍较弱、治理方式现代化水平不高等多维困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统合传统与现代有益因素、把握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一核多元”治理主体能力,优化乡村治理方式,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社会转型的两个维度

社会转型所带动的是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在这个议题下,我们提出并试图从社会学视角来分析社会转型,即从社会事实和社会价值这两个维度来探析社会转型。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间交往方式等方面的社会事实推动着物质性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价值观、理想信念和思想文化等范畴的社会价值则在更深层次上改变着社会整体结构。社会事实和社会价值在社会转型期都历经着各自的变革,扮演着不同的转型角色,发挥着相应的社会效用,这两条主线的有机结合是完成社会转型的根本所在。

“三治融合”与乡村振兴治理体系构建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展开和推进的社会基础。直面加速变动的乡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调整、文化生态变迁,必须推进新形势下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有机结合。因此,须厘清"三治"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提出、扩展与价值定位,正确认识三者间的位次关系、作用分工、倚重方向,用自治维续乡村治理传统和发扬基层民主政治,用法治规约礼治衰退下的乡村利益多元和现代秩序意识,用德治夯实社会善治的思想基础,以"三治融合"凝聚乡村振兴的治理力量。

浅析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化消费

在社会学视域下,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处在不同社会阶层当中的社会成员,拥有着相异的资本和阶层认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惯习。在不同生活惯习引导下,个体的消费支出、消费方式呈现出阶层分化。层级化消费方式的选择在形塑着消费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着自我认同的社会阶层。

河南农村志愿服务发展及其问题审视

党的十九大和中央一号文件相应指出要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大力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农村志愿服务发展正迎来最好时代机遇,并且在制度建设、组织管理、队伍构建、服务项目培育上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面临一些困境和问题。具体表现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制度建设不健全、社会化程度偏低、人才队伍不稳定、资金欠缺等方面,这些都需要给予重视以推进农村志愿服务发展。

自治、法治、德治: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三重维度

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程度,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更关乎党执政基础的巩固。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的重大课题。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推进"三治融合",以深化自治实践稳固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维系乡村自治历史传统,激发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以法治规约礼治衰退下的乡村利益多元,增强民众的法治精神和秩序意识,建设法治乡村;以德治润化人心,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回归,夯实社会善治的思想基础。

“问题楼盘”社会矛盾的基本特点、症结与治理思路

当前治国理政中各类系统性风险增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处在三大攻坚战首位,而近年来急剧增加的“问题楼盘”矛盾纠纷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诱发重大社会风险的突出因素。充分把握“问题楼盘”引发社会矛盾的类型表征,了解其治理困境,有助于从源头防范、理念创新、政府监管、制度建设、多元共治等层面,厘清“问题楼盘”社会矛盾治理思路,进而从矛盾依附体的“止”与矛盾纠纷的“治”来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难题及其应对

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灵魂,影响着乡村发展的内在价值走向。当前乡村文化建设正迎来从式微到振兴的最好时代机遇,然而,推进我国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着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现代化建设水平偏低、优秀文脉接续危机、法治文化建设欠缺、文化人才力量不足等困境。考量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方式,其基本思路包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指引、持续推进乡村思想道德建设、保护传承乡村优秀文化、践行乡风文明建设新行动、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培育乡村“三治”文化、深化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乡村治理中“小微权力”的规范及其主要问题——基于河南的实践审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规范"小微权力"是时代所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河南省在基层权力运行监管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些规范"小微权力"运行的新模式,推进了基层社会治理。但在实施"小微权力"规范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境,包括基层治理运行成本增加、"限权"与"高责"之下的村干部工作积极性调动、村监委会的工作定位及监督独立性、"小微权力"规范工作的宣传覆盖度以及村务公开的渠道单一与互联网运用缺乏等问题,这都需要给予重视以完善乡村治理。

浅析公民守法的一般原因

公民守法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一般原因基本上有,心理上的惯性,守法的道德要求,对法律制裁的害怕以及社会的压力。

我国乡村治理脉络演进与未来应关注方向

乡村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乡村治理,需结合乡村治理的五大发展脉络来厘清历程,总结乡村治理研究经验,从而在立足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社会转型跃进的内在规律,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重大方向性问题,探索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乡村的社会治理途径和治理目标,展望未来乡村治理发展前景。

关于人力三轮从业者生存状况的调查——以哈尔滨市道外区为例

通过对哈尔滨市道外区人力三轮行业的调查发现,该行业具有劳动强度大的特性,从业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且生活水平低,从业者社会归属感和社会安全感普遍偏低。该行业在城市中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客观的社会问题,其形成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既能从主观层面分析又能从客观层面解读。人力三轮的历史趋势必定是退出城市公共交通,如何解决失业车夫的出路,妥善安置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应从社会保障、就业政策和个体竞争力等方面对此问题合理解决。

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人口流动与乡村安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导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它已成为我国转型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外流使得农村人口处在不断地流动之中,如此持续性和季节性的流动给乡村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乡村生产安全、乡村生活安全、乡村教育安全、乡村治安等方面,而安全问题的化解需要从政府、乡村组织及个体等层面的合作寻求突破。

乡村忌讳:一种渐行渐远的乡村记忆

伴随着社会转型,乡村社会的生活基础、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忌讳的出场频率和作用效果已发生转变,但熟悉社会仍然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最大基础。需要重新认识乡村忌讳在乡村生活中的三个面相,挖掘其在安全教育、道德规范、社会行为等方面的文化治理功能,探寻乡土与现代、制度与文化交织互促下的乡村社会秩序力量,让"记忆"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中被记住。

改革开放40年城乡住房政策演化及其指向——基于河南省的实践审视

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推进,夹裹在国家住房策略调整下的河南城乡住房政策也走过了40年的探索实践。回望城乡住房政策的历史演进,大致经历了福利分房、住房市场化、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强化住房保障等阶段,农村住房建设则主要以宅基地管理的变化为主线,以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等重大农村发展战略为依托。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住房状况、生活条件、居住环境都获得了显著改善,住有所居、安居宜居始终是城乡住房民生事业的发展指向。

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以黑龙江省嫩江县云龙村为例

通过对云龙村中学龄前儿童的调查发现,学龄前留守儿童的教育缺失是"三农"问题得到关注之后出现的新问题。它在广大农村的普遍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社会问题,其形成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制度层面的因素又有社会现实原因。因此,政府政策的帮扶、企业组织的参与、社会力量的携手以及家庭和社区自身的成长发展便成为摆脱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教育困境的主要途径。